第二部 绿光往事 少年陈瑞仁

大批红衣群众静坐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彻夜唱着歌并比着手势，要求陈水扁总统下台；陈水扁自己以及他的支持者则说，依照宪法总统有权且有义务应该做到任期届满。电视的谈话节目里，双方各自有自己口齿伶俐、辩才无碍的辩护者，在街头上，双方也都不乏属于自己色彩鲜明、激动昂扬的群众，而对抗的两边都有非达成目标不可的坚强意志，就像倒扁群众的领导者施明德说的：「不是阿扁倒，就是我倒。」

台湾僵持的政局彷彿再度陷入了激情对抗的无解循环，但在针锋相对之中，双方却都同意有一个可以打破僵局的变数：陈瑞仁。

「陈瑞仁！加油！陈瑞仁！加油！」广场上的红衣群众喊着他的名字，当然他们也喊着另一个名字，不过那是：「陈水扁！下台！陈水扁！下台！」在他们的轮替呼叫中，彷彿这两个名字有着一种因果或替代的关系，彷彿陈瑞仁如果聆听他们请求的声音，期望陈水扁下台的祈愿就可以应验了。

不只是倒扁的群众这么想，连民进党内部人士都说，意志坚强的阿扁绝对不会因施明德的广场倒扁行动而下台（不管民调数字多低，或街头的群众数量多高），陈瑞仁才可能是压垮陈水扁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颠倒过来，是让阿扁解套脱身的一个关键。

但这位大家殷切期盼的陈瑞仁是谁？

他就是那位正在侦办国务机要费弊案的高等检察署查黑中心的检察官，也就是破天荒当着国家元首的面说：「总统先生，您可能涉及伪造文书和贪污罪，您要不要在询问时请辩护律师在场？」竖立了台湾司法里程碑的检察官。

在卷入这场风暴之前，陈瑞仁检察官的名字也出现在「股市秃鹰案」 （在股市秃案里他勇敢地起诉了他的学长、金检局局长李进诚）；再更早几年，他的名字和照片曾经与「海军上校尹清枫命案」连在一起（那是一九九三年，他扮演的是一位与国防部以及军方各种高官频频冲撞、却一无所获的年轻检察官）；在那之前，他还是拒绝升任主任检察官的改革派司法人员…。

再更早呢？再更早我就要回想到我所认识的朋友：少年陈瑞仁。

这里的少年指的大约是王光祈「少年中国」相同的少年。陈瑞仁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台北的大学求学（那所大学如今却成了「贪腐集团」的摇篮），我们还曾经一度赁屋同居，相濡以沫好一阵子。至少他是我心目中少年时期最好的朋友。那时候的陈瑞仁，还不是检察官陈瑞仁，也还不是需要别人尊敬的任何人物，他只是我的朋友陈瑞仁，那种像歌里的「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天真无邪的朋友。

也许年轻时期我能看到的不同，当我看到记者笔下的陈瑞仁「查案的态度就跟他的外表一样严肃不苟言笑」，忍不住要大笑起来。

我认识的陈瑞仁，从来不是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直是全班同学中最爱耍宝搞笑、人缘也极佳的活泼大男孩。记得高中一年级第一天上课，刚从女校转入我们男校任教的英文女老师，穿着一袭超短迷你裙旋风般进了教室，我们这些青春期的大男孩全都骚动了。英文老师在课中要同学试造一个句子，陈瑞仁站起来大胆地佯装造句说：「Do you like me?」女老师很有默契地不评论句子的对错，直接回答说：「No, absolutely not.」全班哄堂大笑，那是我们的青春世代所能拥有的最大娱乐了。

即使是离开学校很多年，我们在同学会再次见面，他当众叙述我写的文章内容中可能涉及的犯罪，引述法条扬言要收押禁见，幽默开玩笑的功力不减当年，他当然不是刻板严肃的人。

但是有没有可能陈瑞仁检察官在我们这些老朋友看不见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变得严肃？

我想起瑞典夫妻档推理小说家荷瓦儿与法勒（Maj Sjwall and Per Wahloo）两人笔下的主人翁：斯德哥尔摩市刑事警探马丁．贝克（Martin Beck）。因为长年办案，生活不正常，又看尽社会的黑暗阴郁，使他变成一个胃部隐隐作痛，沉默、忧郁而带着哀伤的人。我可怜的老同学，有没有可能因为屡办大案，看了太多权谋与罪恶，变得不再开朗欢乐？

或者像科学作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在《达尔文大震撼》（Ever Since Darwin, 1977）一书里所写的达尔文，因为看见自己的演化论发现将带给人类和宗教的冲击，心底有不可承受之重，从此一改年轻时的活泼轻浮，后来变得严谨肃穆，不易亲近。我的同学陈瑞仁，难道也是看见什么难以承受的真相，才变得不苟言笑吗？

我宁可相信我的同学还是如往常一样，每天会妙语如珠并开怀大笑，「严肃不苟言笑」只是记者远距观察的一场美丽误会。但是当我想到全国红绿两边的激情对抗，竟然一厢情愿仰赖他的办案结论，不禁也替他感到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