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甘露对话（第5/15页）

都说挣着钱了，谁挣了钱了？《甲方乙方》投四五百，北京收一千二，全国三百，总共一千五，本利和，税前还是税后满挣二十万。《不见不散》投一千，收两千七，本利和。《天下无贼》投三千多四千，票房一亿二，谁挣着钱了？反正我知道投资方之一“太合”没挣着钱，一年之后投的一千还没收全呢。票房成功，都是聊出来的。

只能拍小成本电影。小成本电影，比较可怕的是中间那种，五百万到一千万那种。低于两百万的小成本电影靠国外电影节和艺术院线、博物馆、大学、基金会、私人拷贝就能把本钱拿回来，还能小赚。所以你看拍地下电影的日子都过得挺好，光听说有投电影赔了跑路的，没听说拍电影的有活不下去改行的。

你知道前两年那个刘庆邦小说改的电影《盲井》，得了一堆小奖。当年是卖得很好的，但是发行电影的所有的发行商都亏钱了，放到电影院里没人看。上座好才是真好，还有下回。比如说《小武》当年发得好，上座也好，那些欧洲左翼中产，忽然发现了中国另一面，一个非常真实到今天还像是战后的小城镇，而且人物也是以他们熟悉的那种意大利街头罪犯的态度在对待生活，既自暴自弃又光明正大，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正直，硬着头皮维持着自己的荣誉感，其实那荣誉感在他家人面前都不存在。我这是瞎说，但我确实觉得《小武》像意大利电影。他们看得懂，也会喜欢。那个电影大概是贾樟柯电影中最无心机的。接着《站台》野心就太大了，痕迹也出来了。我觉得贾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访谈已经超过了他的电影。他越坚定自己要什么，越像一个80年代的校园精英，无比正确但属于强行跟人民站在一头的。当然我认为他的《世界》是一次不成功的商业片试探，意图太明显了。关系太对应了，再也没有比世界公园更笨拙的隐喻了。他显然不是个万能导演。也不必去寻求广大观众的认同。商业片就是类型片，做元素嫁接是没有意义的，一次成功也不能解决今后所有的问题。就像第五代导演一样，第六代至今也没一个有机会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类型片导演，他们注定只能是摆脱不了个性的作者导演。要广为大众传说，只能关心现实中的穷人了，这大概是每个小知识分子走投无路最方便的去处，但那最好不要去拍电影，不要把人家当资源。

比黑，比狠，地上电影永远比不过地下电影。要拿票房当标准，地下电影也做不到这点。欧洲新红资们再不是东方穷人天生的同情者，也是暗暗希望穷人有尊严地活着，在道德上和他们保持一致。《绿帽子》是试金石，有谁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中产阶级，看那个片子就测出来了，出来喊脏，觉得大受冒犯的就是。那片子卖得也不好，全世界中产阶级的趣味代表——发行商们一致拒绝。

孙：可惜了。那刘奋斗可真是不错，有股子狠劲。阿城可是有眼力，一看一个准。

王：获奖容易，卖片难。国际上还有一套放映的技术标准。我们往往达不到。比如说，我们国家洗印车间，空气洁净度不够。药水太脏，老不换，还经常给你洗坏了，洗坏了意味着重拍，重拍，重新搭景，成本一下子上去了。你不敢相信他，样片没出来的时候，不敢拆景。

因为质量不保证，你要达到国外放映标准，比较稳的是到国外洗去。去日本，去澳大利亚，最损泰国，还不是钱？还不是成本？

孙：我在悉尼见过那洗印的地儿，人人都会告诉你，谁谁谁的片子在这儿洗的，成一景点了。

王：国内也有很好的混录条件。长影也有最先进的，但是混录师不靠谱。譬如说，我们这里特别喜欢往声音里加混响，好听。唱卡拉OK，那叫好听。那你放电影上那叫做作。

孙：徐静蕾也说这个，混响的事儿，说了好几遍。

王：你说为什么好多电影后期要拿到国外做？花钱也要出去做。胶片一批批坐飞机，上人家国外洗，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政治原因，是技术原因。但是同时引发政治问题。很多电影拿国外去洗，底片搁国外了，你枪毙它枪毙不了。它从国外带过去参加电影节。这又成政治问题了。

所以，五百至一千万这一级别的投入，实际上就等于你既没有国外市场，国内又根本吃不下来。比如说，你花了一千万拍了，你还要花一千万宣——现在要花两千万，合起来三千万。一个亿票房才打平手。这还不算财务成本、管理成本和税收。所以五百至一千万是个很危险的数。

孙：咱们这边一直有这种说法，好像不学好莱坞，弄它几千万宣，就不是卖电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