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王朔（第2/6页）

《过把瘾就死》本来可以写成很好的情感小说，这时就看出王朔把握结构能力的严重不足，像理发那样推着写，最后仍然是一堆素材，面里和了水，也揉了半天，就是蒸不熟，始终没发出应有的香味儿，止步于一场家庭风波。

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基本上没有想象力，或者说想象力能达到的长度不超过身体，也就能由胳膊想到胸脯，再想到性交已经是意外之喜，很为自己的智力自豪了。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说要像一个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子走，那应该是一种天赋，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过程，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才可能有大发现。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非常遗憾，王朔在他那些言情小说中只能指给我们看那是一条鱼，因为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我们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事后想到，愣给说出来不叫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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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王朔把自己看成谁，我一直认为他应该待的地方是当一个正经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他坚持要写的话。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只有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是写那本侦探小说《单立人探案集》。十分可惜的是这次他又碰到了困扰他的老问题：想法和能力的差别——想到了却做不到。逻辑思维能力也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他，老王，如果说有，也只有一点点，够冲一次马桶的，却完全不足以应付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件刑事案件的破案。这本书里涉及的角色大概是我看过的一帮最愚蠢的罪犯和警察。王朔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侮辱了我们的专政机关也贬低了我国的犯罪水平，进而言之，降低了我国人民的平均智力水平。侦探小说的有趣之处既不是展示暴力也不在乎歌颂警官和什么震慑犯罪，而是大家一起做一个智力游戏，猜一猜谁是坏人，他是怎么被发现的。给读者下一个套是不够的，要保持作品的紧张和读者始终不衰的兴趣，就要设下连环套，几乎每一步都要反向思维，穷尽所有可能之后找出最不可能又是最合情理的那个“真相”，就是成语说的“匪夷所思”。作者的智力若是等同于读者乃至低于读者，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正如俗话所说，你一撅尾巴，别人就知道你拉什么屎，那你还神神鬼鬼拉个什么劲？

不要以为通俗小说就很好写，那差不多首先要求你成为这一行中的专家，像王朔这种半瓶子醋，既无专业能力又无敬业态度，凭小聪明混的写手也就是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业余水平，才有可能才敢什么都插一脚，失败，搞什么也都是个业余水平，贻笑大方也是在所难免。

侦探小说的写作失败对王朔而言是悲剧性的，这几乎彻底堵死了他成为一个合乎自己智力水平的、正派的、规规矩矩作家的最后机会。后来他那样折腾，拼命借助小说之外的因素哄抬自己，若他肯接受一次心理医生的催眠，一定可以追溯到这一发生在1986年的心灵创伤。我国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分层次，通俗小说御用文学和纯文学混为一谈，如同卖茄子的卖电脑的卖珍珠翡翠的都搁一个柜台，这帮顾客都往一块挤，挤着挤着也忘了自己兜里的钱够买什么的，指着大家伙，贵的，乱纷纷喊：给我们拿给我们拿。给你拿你接得住吗？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悲剧不都发生在忘了自己姓什么之后吗？

“有志者事竟成”也是一句坑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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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浪得虚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调侃语言为主的《顽主》系列。这批小说有功，功也不在他。语言不是数学公式，发明权不在个人而在已经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这是不可以颠倒的。说哪个作家发明了一种语言那是胡扯，你不能说莎士比亚发明了现代英语，但丁发明了意大利语，他充其量是一个整理者，第一个最出名的使用者，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借此而扬名的。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王朔仅仅是因为身在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语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本来是讨巧，不留神倒让他成了事儿。

“玩的就是心跳”是他们一起玩扑克的北京作家苏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被他偷了；“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语，被他看演出听去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当时市公安局宣传科的付绪文一跟人开玩笑开急了就说的；“早死早超生”是梁左打麻将时劝人快出牌时的用语。四川的一个作家乔瑜也曾给了他大量的语言辅导，在《玩的就是心跳》那本小说中很多恶毒的议论便是直接来自他们一起去海南途中乔瑜酒后的漫谈。一个作家，生活在人群中，如同一条蛔虫生活在人的大肠中，不是说你不可以吸收他人的营养把别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语言，但要知道感恩，王朔要再说那些北京话是他的独创，我第一个抽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