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行的洋文

十八世纪法国的大文豪伏尔泰，在留放英国的期间才开始学习英文，他发现plague（瘟疫）只有一个音节，而ague（疟疾）却有两个，大不高兴，说这种不合理的语言应该分成两半，一半交给「瘟疫」，另一半交给「疟疾」。后来他应腓特烈大帝之邀，以国师身分去普鲁士作客，又学起德文来。一试之下，他几乎呛住，又说但愿德国佬多些头脑，少些子音。法国人最自豪于本土的母语，对于条顿邻居不免有些优越感。虽然如此，他们讲英语总不脱家乡的高卢腔，不是这裏ｒ装聋，便是那裏ｈ作哑，而且把重音全部放鬆，弄得一点儿稜角都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法国人能把英文讲纯。据说象徵派诗人马拉美的职业是英文教师，我相信他是胜任的，却不相信他能讲道地的英语。从前我在师大教英文散文，课本来有一则笑话，说法国人初学英文，心无两用，不慎採着香蕉皮，滑了一跤，急着对扶他起来的英国朋友说：I glode.I treaded on banana hide!

伏尔泰的愤怒，是初学外文常有的反应。语言，天生就是不讲裏的东西，学者必须低首下心，唯命是从，而且昼思夜梦，念念有词，苦中邪魔，才能出生入死，死裏求生。学外文，必须先投降，才能征服，才能以魔鬼之道来服魔。去年秋天，去了一趟委内瑞拉之后，我才下定决心，学起西班牙文来。三种形态的动词变化。镇日咿唔吟哦，简直像在念咒。不过这种咒也真好听，因为不但圆转响亮，而且变化无穷。换了是中文，如果「我唱、你唱、他唱」地一路背下去，岂不像个白癡？有人笑称，学习外文之道，始于寒暄而终于吵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用外语跟人对骂，功夫就到家了。因为一个人吵架的时候，言词出口，纯以神遇，已经不假推理了。

外文应该从小学起。等到大了再学，早已舌头硬成石头，记性开如漏斗，不但心猿无定，意马难收，而且凡是都养成了喜欢推理的恶习，本该被动地接受，却要主动的去分析，精力常常浪费于无谓的不释。「他是一个大坏蛋，他不是吗？他不是一个大坏蛋，他是吗？」

这种彆扭的句法真会使中国人读的扭筋，而尤其尴尬的，是成年人初学外文，心智早已成熟，却要牙牙学语，一遍又一遍地说什么「我是一只小苹果，请吃我，请吃我。」

学西方语言，最可怕的莫过于动词，一切是非都是它惹出来的。规规矩矩的动词变化，在西班牙文裏至少有四十七种；如果讲究细分，就会弄出八十七种来，而三种型态的动词变化当然还要加倍。至于不规则的动词，还不在内。好像还嫌这不够繁琐，西班牙人更爱用反身动词。中文裏面也有「自治」、「自爱」、「律己」、「反躬」、「自食其果」、「自我陶醉」一类的反身动词，但是用的不多，而且限于及物动词。这类反身动词在西班牙文裏却无所不在，而且为祸之广，连不及物动词也难倖免。明明可以说Visto de prisa（我匆匆穿衣），却偏要说Me visto de prisa（我匆匆为自己穿衣）；明明可以说Desayunamos（我们吃早饭），却偏要说Nos desayunamos（我们餵自己吃早饭）。这个观念一旦横行，天下从此事多矣。

其他西方语言的烦人，也不相让。中国人的祖宗真是积德，一开始就福至心灵，不在动词上玩花样，真是庇荫子孙，不用我们来受这「原罪」。杜牧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用西文来说，简简单单一个「哀」字就不晓得在动词变化上，要弄出多少名堂。西方语言这个茍分动词的时态，很有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以时间观念为主，所以西洋绘画考究明暗烘托，物必有影，而光影正是时间。中国绘画不画物影，也不分晨昏，似乎一切都在时间之外，像中文的动词一样。

除英文外，西方许多语言更爱把无辜的名词，分成阳性、阴性，甚至中性。往往，这阴阳之分也无理可喻。中国人把天地叫做乾坤，又叫皇天后土。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也都把天想成阳性，地想做阴性。法文和西班牙文都把山看成阴性，河成阳性，不合中国人的看法。在德文裏，山和河却都是阳性。一般语言都把太阳叫成阳性，月亮叫成阴性；唯独德国人拗性子，偏要把太阳叫做die Sonne，把月亮叫做der Mond，简直是颠倒乾坤。

西班牙人把春季叫做la primavera，其他三季都是阳性。义大利人把春夏都看成女人，秋冬则看成男人。这些都是多情的民族。法国人把春夏冬都派成男人，唯独秋季可阳可阴。德国人则绝不通融，四季一律是阳性。单看四季，已经乱成一团，简直是「瞎搞性关係」。中国人常把燕子来象徵女性，说是「莺莺燕燕」；在法、德、意、西等语言裏，燕子也都是阴性。连英国诗人史云朋在名诗「伊缇勒丝」裏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