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5/11页）

余秋雨：上海对历史教科书的这种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最终又屈服于历史界和教育界的压力，缩回去了。这又一次说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气。

在我看来，不仅历史教科书要调整，总体历史观念也要调整。我们流行的历史观念，来自于朝廷史官，因此可称之为“宫廷政治史观”。后来产生的革命战争史，也是从这种“宫廷政治史观”派生出来的，只是方向不一样罢了。就像下一盘棋，黑白倒置了，棋还是这盘棋。

我们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观”转向“全民生态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性推进，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体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学的课题。相反，一次次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对文明和文化来说，确实未必重要。

上海的学者们，既然你们做对了，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年代，属于政治、经济、科技的盛世。我所担忧的是，我们许多文化精神却在流逝、在消退，我们是否需要再有一个战乱的时代，才能迎来再一次的文化繁荣？

余秋雨：以为战乱能推进文化精神，是一种致命的误会。这种误会，大多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影视作品种下的恶果。

战乱，永远是文明的最大摧残者。人类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毁于战乱。如果说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灾难会带来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但我们不能为了培植这种大爱精神而期待地震。

战乱确实有可能激发英勇气概，但更多的却是非人道的残忍。而要消除这种残忍在人们心灵里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费远比战乱更长的时间。墨子说，一心只想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统治集团，他们会用千言万语论述战争的必要性，而对普通民众而言，则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战争。因此，他提出，为了普天下的“兼爱”，必须坚持“非攻”。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名家、名士进行创作时都带有某些怪瘾，比如说李白，每当他写诗之前都要喝酒，海明威创作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写字台前面，古龙在写作之前必须把手洗得很干净，干净得甚至都脱皮等。这些怪瘾包括我们讲过的魏晋名士们也有很多奇怪的行为方式，您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还能容得下这些有怪瘾的才子吗？

余秋雨：不少杰出的艺术创造者确实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有时甚至表现为神经质。这不仅应该被宽容，而且应该被欣赏，就像欣赏窗外一棵长相奇特的树，奇特到不像正常的树；或者欣赏天边一朵怪异的云，怪异到让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群体生态造成了在生活习惯上互相窥视、互相衡量、互相偷笑的恶瘾，只容得下平庸人物的寻常生态，给很多杰出人物带来了大大小小的不幸，还说人家是“怪癖”。

我认为，即使不是艺术家，不是名人，也可以有多种奇特的生活方式。

这不可耻，可耻的是偷窥他们，又容不下他们的人。大而言之，一个把平庸的一致当做生态标准的民族，是可怕的。

至于你所说的李白喜欢喝酒，海明威站着写作等，根本说不上奇特，而是很正常。艺术家太正常是让人遗憾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不少隐潜的怪异，没让大家知道。

前一段发生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个城市街边的银行旁，一个歹徒突然冲到人群里对一个女孩捅了一刀，抢了她的包就跑了。那个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却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个女孩，直到最后那个女孩流血过多致死。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余秋雨：这件事，是一个城市的耻辱，也是一个时代的耻辱。很多路人也许会解释，他们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关系，不便介入。但是，鲜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近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会问那是谁家的孩子。孟子认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兽的区别。

在我看来，中国人在公共空间发生的灾难，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才造成的。这个毛病不改，总有一天大家会在更大的灾难中束手无策。

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社会名流、影视明星都纷纷捐款，随后网友们在网上将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名人、明星列入一个个黑名单，进行抨击。您对这一现象如何评价？

余秋雨：这种倾向使我非常担忧，因为——

第一，大爱的奉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和比较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爱就会陷于尴尬，并大打折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为不捐助者对于捐助者的审判，结果从根本上败坏崇高的捐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