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课 汉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第2/2页）

王安安：司马迁刚刚从西南回来，又跟着汉武帝出行，去了山东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卢龙，内蒙的五原。那时候他大概是二十五至二十六岁。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的莱州，河南的濮阳。后来他又到了宁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宁远，湖北的黄梅，安徽的枞阳，山东的胶南……

余秋雨：走了那么一圈又一圈，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司马迁一路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史料的考证？是传闻的搜集？是对每个历史事件地点的确认？都有一点吧，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收获，一是采撷到了豪浩之气；二是获得了现场感。这两种东西，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能够充分领受。

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中国那么多地方，是他后来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之后的生活，有点奇特。他为写《史记》而勉强活了下来，没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汉武帝这样做的理由，没有见之于史册。我很想听听同学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两千多年，我觉得这两个时代的逻辑真的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有官员或者学者，因为犯罪进了监狱，又没有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可在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司马迁的政治生命得到了第二次展开。

魏然：这可能跟汉武帝本人的极权地位有关。这样的皇帝心里没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祸福只凭他一句话。

余秋雨：在中国古代，王权高于法律，一个皇帝绝对地掌握着决定一切官员命运的权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兴趣的是汉武帝这样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表现。他们的雄才大略使他们乐于做一些突破规范和理性的游戏。把一些高官一会儿投向监狱、一会儿又投向高位，是他们的乐趣。他们似乎在这种快速转换中享受着权力的快感。因此，汉武帝不是仅仅突然可怜起了司马迁，优待他的刑后生活，而是狠狠提升一把，而且提升得比原来还高，又不说明理由。提升了，还会注意他踉跄走路的背影，欣赏自己在这位大智者身体上留下的暴虐。我发现，不少特别有成就的皇帝，往往越喜欢玩这种故意穿越理性的游戏，并由此走向乖戾。汉武帝的这次乖戾，落到了伟大的司马迁身上，成为他在执政过程中最为可耻的纪录，比连打几个败仗更可耻。由此也可证明，极端权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因此又必然走向罪恶。

魏然：正如秋雨老师所说的，司马迁已经领受过民族的伟大和时代的伟大，因此受了冤屈还能坚持写作，但我读他写的《报任安书》，其中说到他自从受了刑之后，汗流终日，一睁开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难想象他在那样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下，如何具体地来完成这部著作。

余秋雨：谢谢你提到《报任安书》。这篇文章确实写到了他近乎崩溃的心理状态，除了你所说的汗流终日外，还说自己没有颜面到父母坟头祭扫，而且预想以后时间越长，污垢越重，因此难过得“肠一日而九回”。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任安说这一切？

多读几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诉任安，自己咬牙忍受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为写《史记》而抢得一线生机。所以，他不能答应任安要他去营救的请求，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使这一线生机断裂。司马迁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换任安的命，他毫不犹豫；但是，用《史记》去换任安的命，他拒绝。

生命本是轻微的，但也有可能与泰山连在一起。自己已经与泰山连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于自己而毁了泰山。为此他说出了那句大家都听到过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后面六个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却很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生命走向决定了生命的天差地别。司马迁的“泰山”，就是《史记》。

王安安：秋雨老师曾经说过，《史记》的终笔也就是司马迁生命的终结。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死亡，司马迁在真实意义上的死亡，并不为大家所记住。这是不是暗藏着一个反讽？司马迁写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死亡，可是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自己的死亡却没有被后世记住。

余秋雨：有一点史料透露，似乎是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些话，还是为朝廷所不容，结果被处以极刑。郭沫若先生为此专门做过考证，只是史料毕竟语焉不详。一般的说法是：司马迁总是表达不满，所以最后被杀。为什么历史书上对此不作叙述昵？我想这是历史学家们对自己开山祖的一种仁慈，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司马迁自己选择了退场，退得很彻底，让大家找不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