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课 一个真正的世界奇迹（第3/4页）

现在我建议谈谈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与一次外交灾难有关，他生于“天下一统”的前期，一个纵横捭阖的外交时代。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联合谁？反对谁？”作为政治家的屈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联齐共抗虎豹之秦”。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实践是失败的，尤其是他出使齐国，而秦国的张仪出使楚国，在这场PK中，屈原输给了张仪。原因很简单，屈原的高贵人格中容不下欺骗。张仪用“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谎言欺骗了楚国，取得了外交联合中的胜利。张仪也好，苏秦也好，韩非子也罢，作为政治家，他们虽说失去了祖国，但赢得了天下，是成功的。但屈原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国。他的被放逐、流浪是一种宿命。

刘璇：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是在“六百里事件”之后的又一骗局之后：怀王被骗去秦国谈判，被埋伏的重兵抓起来当人质。楚国没有受秦国要挟，而是扶顷襄王上了台。按道理来说，顷襄王应该讨厌上官大夫靳尚，因为当初楚怀王被劫去当人质，就是这些投降派闹的。但这种讨厌持续了没多久，顷襄王就又开始亲近他们，为什么？他这个心态跟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很像，因为怀王还没死，如果怀王回来了就会威胁他的王位。所以，他不希望抗秦派占主导地位，于是就越来越倾向这些投降派。这些人又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诬陷屈原，把他流放。流放的时间有不同版本，最长的说法是二十年，总之是屈原到死也没有再到过长江以北，再没有回到楚国的政治中心。

余秋雨：屈原的第一次被流放是在三十五岁左右，时间是四年，流放地是现在湖北的北面，大致在现在襄樊的西北；第二次被流放是四十三岁左右，一直到他六十二岁时投江，流放地是湖南的湘水、沅水一带。这两次流放，某种意义上说使屈原远离了首都的各种政治灾难，不再日日夜夜有那么多切肤之痛了。痛苦当然还存在，但有了层层叠叠的阻隔，升华为一种整体忧伤的精神格调，与山水相融，得以从政治郁闷蒸腾为文化诗情。这就是流放有可能产生的文化意义。

难过归难过，但他却由此走向伟大。他的《离骚》到底写于什么时期，直到现在还有争论。一般认为是在他第一次流放之后，也就是三十五岁之后写的；也有的人认为是写于第二次流放之后。这个争论很有趣，因为这与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有关。

一派认为，《离骚》这部大结构的诗歌作品，能够一气呵成，不见断续痕迹，写作时的年纪应该不会太老；另一派认为，《离骚》所表达的悲愤和对生活的看法，好像得有两次流放才写得出来。

我比较赞成第一派的观点。因为《离骚》里反复讲到：趁现在年纪还轻，要做很多事情。这显然是年轻人的口气。屈原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感叹自己上了年纪的话。而且，《离骚》所透露出来的一股气，确实是以香草、美人作为象征的一股盛年之气。

我历来非常注意文学作品中隐藏的那股气，似乎不可捉摸，却又扑面而来。文章是生命的直接外化，这股生命气息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时时刻刻在诱导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就像我们见一个人，直接感受的并不是他的档案资料和他的学术观点，而是从眉眼姿态中洋溢出来的那种气场。《离骚》的气场，比较年轻。

万小龙：从秋雨老师的讲述可以明白，不幸的人生遭遇能够成就文学上的伟大，连流放也能强化生命意识。但是，这个生命过早地结束了，我认为屈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投江自尽。在这之前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走到江边问一位渔夫，汨罗江怎么走？渔夫说：“你去那儿干吗？”屈原说：“我要投江自尽。”渔夫说：“你为什么这么干？”屈原就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还打了个比方，说：“我这个刚洗完澡的人，肯定要抖抖衣服上的灰尘，弹弹帽子上的尘土，来显示我的纯洁和高贵。”渔夫就说：“傻帽，你书读得太多了吧！”不久，屈原就投江了。这个日子就在农历五月初五左右，本来是民间的一个节日，因为屈原的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包粽子纪念屈原的端午节。

余秋雨：屈原投江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不赞成对其作一般意义上的哀痛理解。

这里有一个前提：屈原生活在一个巫风很盛的地区。人们经常举行的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是一种凄美的仪式。龙舟和粽子，都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屈原的投江，是自古以来由人人神的巫傩仪式的延续，也是对此后一个新的祭祀命题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