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第3/4页）

余秋雨：你讲得很对。当时人类智能迸发，但有很多杰出的思考者还难于进行完全独立的思考，因为他们缺少思想资源，更不知道前后左右、正面反面的逻辑框范。因此，在人类思维的奠基阶段，一定是渴求互砺互淬的，并在互砺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点，找到与别人不同的自己。

一个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经历一个这样智能聚会的阶段。假若没有，仅仅凭着各自的想法分头痴想，就一定会陷入低层次的重复之中。

当然，这也是社会历史的需要，像是巨石崩裂，乌云散去，黑夜结束，人类从物质的提升进入到心灵的觉悟。这种情景，让我想起罗丹的雕塑《青铜时代》：一个男子，瘦精精地苏醒了，夜雾不再遮盖自己，于是舒展自己的青春身躯。我还想继续听听你们对稷下学官和雅典学院的感觉。

万小龙：我觉得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就是原有社会权力形态开始逐渐松动、解体，我们的祖先开始挣脱蒙昧的束缚、权力的压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会、自身。一时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片欣欣向荣的少年气象。但当后来社会权力再次建立、稳固、强大起来后，就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压抑。政治权力选择了保留某种文化记忆，尽管这种选择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王安安：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少年的时代是诗歌的时代，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小说的时代，老年就变成散文的时代。”我认为，稷下学官和雅典学院都是人类在少年时代的一个共同的表现，虽说两者的空间距离非常遥远，但同属于人类的诗歌时代，同属于人类思想初开时具有浓厚兴趣和表达欲望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给人一种直观的审美的怀念和追想，令人感动、鼓舞。

金子：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热闹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热闹跟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对现在很多方面的热闹持否定态度，而对那种古老的热闹却不拒绝肯定呢？

余秋雨：金子的问题很好。今天的热闹和古老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言论的质量。那个时代的齐国在经济上相当繁荣，政府给稷下学宫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并赋予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学者针对时政的褒贬，政府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学官在齐国的功能，既是智库，又是学堂，还是一个交流思想文化的场所。当时的高级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扬名，要么去做官，要么就去稷下学宫做学者。但是，更令人向往的是做稷下学者。这里每位学者的人格和思想都会获得充分的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的众多学者中，名声最大的是孟子，但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为学官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比较起来，我们今天拥有多种媒体，发言更加方便，为什么在质量上远远比不上稷下学官呢？主要原因是，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是一种经过严格选择的高等级发言。而我们今天媒体间的发言，却没有这种选择。大家也许要问，既然我们主张言论自由、人格平等，为什么要分等级呢？稷下学官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论自由，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空间。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空间都可以任意放言，才叫言论自由。即便是关系众人利益的政治言论，也要通过自己的不同代表者在不同空间表述。

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现代误会，至今还有很多人沉迷其间。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挤到北大来；大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难在学术文化上与大学教授对话。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在“文革”中，有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很多造反派狂徒拿着《学生小字典》来揭露国学大师的“读音不准”，或批判医学泰斗不会打针。我本人前几年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文化等级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气势硬要与我讨论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词语问题、地理历史问题，甚至戏曲史问题，全国一百多家报纸转载报道，港台方面也热了一阵，我却无言以对。因为一旦与他“讨论”起来，我就必须在知识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岁，却又要装出吵架的姿势，会让我的读者伤心。

良莠不齐的发言混杂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胶着成一团，那么结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这种现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静、理性的高层思维一旦陷入这种吵闹的市场，在现场说服力上一定比不了杂乱无章、大红大绿的庸俗表演。广场辩论的时候，高嗓门一定胜利，安安静静的逻辑高度一定被埋没、被遗忘。这种现象叫“广场哲学”。我们并不赞同限制言论，但一定要区分发言的等级，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戏谑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贝多芬、海明威。否则，无数高分贝的假贝多芬必然会掩盖真正的贝多芬，无数善于造势的假海明威必然会盖过真正的海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