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的误导

描画至此，我想人们已可想象这门最后课程的主要内容。

莫里老人在乐滋滋地体验死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他不希望把最后的发现留给宁静的墓地。这个最后发现，是对人类文化的告别性反思。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这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什么误导呢？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

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内容则来自于左顾右盼之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

明明营养已够，但所谓“饮食文化”却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安居，但“装潢文化”却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

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在过去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想拥有物质而不可能，在权位和虚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餍足，其后果比物质追求更坏，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原先的追求并不减退，又快速补上物质的追求，真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莫里老人呼吁人们阻断这种全球性的文化灌输，从误导的惯性里走出来。

他认为躲避这种文化灌输不是办法，实际上也躲不开。明明躲不开还假装在躲，那就是虚伪。

唯一的办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但是莫里老人很温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成为破旧立新的闯将。他说，在文化的一般准则上，我们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有必要去突破。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逐渐疏远物质追逐、坚定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要胡乱参照他人，来代替自己的选择。

简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闹剧”。

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一个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与学生讨论，如果他还有完全健康的一天，他会做什么。他想来想去，最满意的安排是这样的：

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的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学生听了很惊讶，连忙问：“就这些？”

老人回答：“就这些。”

不可能再有的一天，梦幻中的二十四小时，居然不是与意大利总统共进午餐，去海边享受奇异和奢侈！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太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侈，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行为。

真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这样的自我不再物化，不再忙着从外部世界争夺利益向自身搬运，而只会反过来，把自身向外敞开，在自己对他人的关爱中建立起生命的价值。

在莫里看来，既然物质的需要微不足道，那么对他人的关爱就成了验证自身生命价值的迫切需要。生命如果没有价值，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这种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使很多其他生命因你而安全，而高兴，而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