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第2/7页)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谥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