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妓女和口红

过了几个月，忘了从哪里回到上海，已经有一位广西来的年轻学者在等着我。这位学者个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历史资料里描写的李白。

他叫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曾经花力气研究过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论文。现在，连我的远行考察和回来之后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内容。他这次来，说有一些重要想法要与我谈谈。

正准备与他长谈，又接到一个让我高兴的电话，那是齐华打来的。自从那次见面后，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从了我对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推荐，努力钻研，写出了一些论文，已经从人事局调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他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经常去请教老前辈余鸿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鸿文先生和我家的关系，所以要见个面，另外说点别的事。

我想，既然凑到了一起，就把齐华和杨长勋拉在一起聊天吧。齐华比我大六岁，而杨长勋则属于下一代，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视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较有趣。

这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过熟人，找了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安排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茶水。三个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泻的雨柱，开始畅谈。

根据长幼有序的礼节，我请齐华先说。齐华有一点老了，却显得比以前经看，很有风度。

齐华告诉我，余鸿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儿、女婿家，远在长江边的宝山月浦镇，来往很不方便。我请他先代我问好，很快我会陪着父母亲去拜访。

说完余鸿文先生，齐华停了停，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为一个叫王北珍的女画家写过序言？”

“写过。”我说，却又奇怪地问：“你怎么问这个？”

齐华没回答我，继续问：“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当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王若望。”我说。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写这篇序言的吧？”齐华又问。

“是啊。”我说。

“这篇序言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过吗？”齐华还在问。

“发表过。”我说。

“报纸怎么会同意发表？”他问。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我说。

“听说你写序言的画册上，有他们父女俩的合影？”

“对。”

“发表后，那个姓王的流亡人士说过什么？”齐华问。

“他叫他的女儿感谢我。”我说。

“可见告发的内容完全属实。”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告发？”我问。

“真有一个叫曾远风的人告发你了。”齐华放轻声音说，“把这些材料复印后到处寄，寄给各家报纸的领导，连我工作过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显而易见，你看，全国那么多官方报刊，那么密集地发表攻击你的文章，为什么得不到丝毫阻止？”

我还是摇头，说：“这是你的推测，现在已经不是告发的时代，不会有用。报刊发表那些文章，只是为了发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说。

立即响起响亮的笑声，是杨长勋。我没想到，他的嗓音那么好听。他对着我说：“你说告发信不会有用，我相信；你说那些文章不密集，那就太谦虚了！”

他又转向齐华说：“余先生的谦虚，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读报纸不上网，连个手机也没有，害得我们代他受了好几年气！”

我连忙解释：“其实也有人说起，但我不想听。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弈。”

“但是，除了你和他们，还有第三者，那就是广大读者。读者分不清假话脏话，也会把你看脏了。”这是齐华在说。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说得妙！但是——”齐华紧逼着说，“你这匹被围袭的马，是你，又不仅是你。你不能过于洒脱。”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显然，他们说得有理。

“那，你们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袭的情况吧。”我说。

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一眼，就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杨长勋又拿出一大沓复印材料，随手抽一页，介绍几句，再抽一页，读出几句……这样折腾了十分钟，他突然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