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齐华

从庐山回到上海，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好像上海人事部门的一个科长找过我，留下了地址、电话，和一个潦潦草草的“齐”字。

人事部门找我会有什么事？我两次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他写的地址找到了高安路的一个门牌号，伸手敲门。

门开了，我眼前站着一个瘦精精的人，但是，那间房子西窗的阳光直射开来，使他成了逆光中的剪影，我看不清他的脸。他亲热地叫了我的名字，并侧过身来。这下我看清了，却又僵住了：他竟然是农场里人人讨厌的“齐营副”！

我敢说，农场难友们对“齐营副”的讨厌，一定达到了最高等级。那个漫长的苦难岁月是从他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又要我们脱裤子割尾巴开始的，而又结束在他对美丽的造反派女学生的审查上。很多男同学都下决心要找机会打他一顿，为此宁肯接受任何处分，可惜很快就离开了，没打成。他，他怎么钻到了上海，还在人事部门当科长？

我想夺门而去，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我也讨厌自己。坐下听我说几句吧，听不下去你再走。”

听他这么说，我看了他一下，却看到了一种非常诚恳的眼光。眼光很难骗人，稍有伪善也能立即发现，但他今天的眼光里没有。

我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先说公事。你前两年写到北京中央办公厅的很多信，都转回到了上海，这几个月才由我们部门接收。几位同事看了，都对你非常佩服。你已经看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和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车文仪都已经去职。”

“那没用。”我没好气地说，“一场灾难的责任，已经搞乱。几乎所有的文革研究，都不可信。中央的事我们管不着，我只问民间：我叔叔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严凤英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老舍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把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我怎么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变得似乎人人有份又人人没有责任？”

他没想到我会以这么激烈的口气批评大局，张大眼睛看着我。

我憋在心里的话一旦挑开，再也关不住，不管眼前是谁。我继续大声说：“还有，我们的对头造反派，最多也就闹腾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八年多时间谁在掌权？工宣队和军宣队。所有的斗争、审讯、迫害，都是他们在指挥。但是请问，到今天，全国究竟有没有追究过任何一个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把最长时间里最主要的责任人全都放走了，他们连一个地址也没有留下！”

我还在说下去：“全国学校里几十万宗历史冤案，都是谁揭发的？全国报刊上几百万篇批判文章，都是谁写出来的？怎么一转眼，每一个教师和文人都成了‘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那些揭发，那些批判，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领导干部更不像话，明明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都一批批回到了领导岗位，现在却硬说自己被打倒了十年，把整整五年抹掉了。那么，在那五年里受他们领导的民众怎么办？”

……

听到这里，他伸出手来阻止我，说：“你所说的问题都很大，我要好好想一想。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再也不能继续生活在虚假中。”他顿一顿，又说：“我想与你多谈一会儿，换一个话题。这个楼下有一个小饭馆，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不嫌弃，我请你吃个饭，边吃边聊。”

对他这么一个并不熟悉的人，我单方面地倾吐了那么多话，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点了点头说：“好吧。”

那个饭馆很小，六张小桌子，除了我们没有别的顾客。我们点了一个葱烤鲫鱼，一个臭豆腐，还点了两个什么菜，忘了，只记得菜价很便宜。

“我叫齐华，不要叫齐科长，更不要叫‘齐营副’了。那个‘齐营副’已经阵亡。”他给我夹了几筷子菜。

既然提到了“齐营副”，我就不客气，把藏在心里很多年的疑问提了出来：“那次你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吧？”

“那是司令员给全体文化教员做报告时问的。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读书越多越愚蠢，司令员认为文化教员比较愚蠢，我觉得你们大学生比我读书多，应该更愚蠢。所以那天就学了司令员的腔调，连站相和手势都是模仿的。”

我听着就笑了起来。他立即说：“我知道你要问脱裤子割尾巴的事了。”

我说：“你猜对了。”

他说：“这是部队里的一句土话，我那次讲，有一点不健康心理。”

“怎么说？”我问。

“其实是流氓心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漂亮的女大学生，就故意这么说，想看看她们狼狈的表情。”他说出这句话有点艰难，越说越轻，低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