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妈妈下楼了

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苦了！”

村长接过茶杯坐下了，他抬头一看，觉得对于眼前两位有知识的上海女人，应该谈一点大计划。他说：“这次在清除土匪时发现，多数喽啰都是村子里的懒汉。”

“那准备怎么办？”妈妈问。

“政府已做出决定，清除土匪之后，就要大规模地教育懒汉。让他们正常劳动，开荒地，种点蔬菜瓜果，自食其力。”

这件事几个月后就初见成效。连李龙，也约了另外两个懒汉到河滩地里种茭白，然后卖给小贩，有了稳定收入。妈妈看到，随着懒汉数字的一点点缩小，整个乡村的气氛变了。照她写给爸爸信里的话来说：“依然穷困，却不再无望。”

在清除土匪、教育懒汉之外，妈妈看到了第三件事，更高兴了。原来，当地农家婆婆，传代性地存在着虐待儿媳妇的恶习，而且家家仿效，互相比狠。被虐待的儿媳妇，都憋着一股恶气，一憋二十年，只等着儿子快点长大成婚，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儿媳妇身上报复。半年前，几个从城里来的女学生，在每个村子里发动成立了妇女会，一些最凶悍的“恶婆婆”被揭露，年轻媳妇在家里被打、被烫、被捆绑、被饿饭的事情也公布了。

那天妈妈向跛脚村长提了一个建议：把那些刚刚有了笑脸的年轻媳妇们组织起一个剧团，演戏。

村长立即同意，说：“好！只要不关在家里，在外面多聚聚，虐待的事也就不会有了。但是，谁会教她们演戏呢？你吗？”

妈妈说：“我不会教。但我知道有一个现成的人，村北的笃公。”

“笃公？那个特别贫困的孤老头？”村长很惊讶。他是复员军人，对村里的隐秘还不摸底。

妈妈直到晚年还记得很清楚，她发现笃公的秘密，是在刚嫁过来不久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她在蒙眬的睡梦中被一种声音惊醒。是一个女人在唱戏，幽幽的，让人毛骨悚然。妈妈连忙划了火柴点灯，几次点不亮，像是被风吹了。后来发现不是风，是自己慌张的喘气。

第二天问祖母，祖母居然没有听见。正好李龙过来，祖母向他打听，李龙说：“那是隔壁楼上的一个女疯子在唱，唱给北村的笃公听。”

女疯子？笃公？祖母和妈妈都好奇极了，细加盘问。李龙说不明白的，再问别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一天，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

妈妈已经偷偷地去看过笃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身板还算硬朗。

跛脚村长是带着好几个年轻媳妇去动员笃公出山教戏的。笃公的屋里没有能坐的地方，大家都站着说话。笃公一口拒绝，说自己再也不会碰演戏的事。村长说，如果他愿意教戏，村里会有一些粮食津贴。笃公听了，看村长一眼，就走到苜蓿地里溜达去了。第二天他告诉村长，同意教戏。

村剧团一成立，我家里热闹了，像是筑了一个喜鹊窝。年轻媳妇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音，活像喜鹊的叫声。这些喜鹊嫌笃公家太脏，就把他拉到我家来教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