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下的侗寨（第2/4页）

石桥、小楼、窗口，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

答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彩的特例。

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顶级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会称许有加，流连忘返。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善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褊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

三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们表情平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杆。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日祭祀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就会击响，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作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以示权威。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的，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

还有第二层，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

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

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

不犯规矩，理所当然。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脚爬，猫用爪抓，

摸脚掐手，强摘黄花，

这类事，事轻罚酒饭，

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

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就包含着长辈的慈祥口气，因此很有禅性。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性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警察，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

寨老不是官员，没有任何特权。他们平日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口，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就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

“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性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就热情地为我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