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第6/7页)

毛鸿翙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业务快速地推上了新台阶。雷履泰气恨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各个分号,揭露被毛鸿翙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

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成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钩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翙,而毛鸿翙的孙子则叫毛履泰!

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惜儿孙,也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也许,最终使他们感到温暖的还是早年跨出家门时听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庞大的家业也带来了家庭内部情感关系的复杂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种单纯性已不复再现。据乔家后裔回忆,乔家大院的内厨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专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无人,但气质又绝非用人。

有人说,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与夫人产生了什么麻烦,谁也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当他们偶尔四目相对时,当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会走音。

写到这里我已经知道,我所碰撞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母之邦更广阔的天地。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一两家铺号的兴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而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极度动荡。一次次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表面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号,实际上却严重地破坏了各地的商业活动,往往是“死伤遍野”、“店铺俱歇”、“商贾流离”。山西票号不得不撤回分号,龟缩回乡。有时也能发一点“国难财”,例如,太平天国时官方饷银无法解送,只能赖仗票号;八国联军时朝廷银库被占,票号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是,当国家正常的经济脉络已被破坏时,这种临时的风光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二十世纪初英、美、俄、日的银行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清政府也随之创办大清银行,开始邮电汇兑。票号遇到了真正强大的对手,完全不知怎么应对。辛亥革命时随着一个个省份的独立,各地票号的存款者纷纷排队挤兑,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山西票号终于走上了末路。

走投无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总不会见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贷款帮助,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政府对请愿团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从保商恤商考虑,理应帮助维持,可惜国家财政万分困难,他日必竭力斡旋。

满纸空话,一无所获,唯一落实的决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请愿团首席代表范元澍,发给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干的伙计到政府银行任职。这一决定如果不是有意讽刺,那也足以说明这次请愿活动是真正地惨败了。国家财政万分困难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了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这样描写那些一一倒闭的商号: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这便是一代财雄们的下场。

有人觉得山西票号乃至整个晋商的败落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它们败落之后,中国在很长时间之内并没有找到新的经济活力,并没有创建新的富裕和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