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流放这种人生际遇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中也多有铺陈与渲染，但对生存灾难的呈示远非文章的终极目标，满腹满腔的冤屈、漫漫无际的孤独，并没有让流放的生命放慢或停止执著前行的步履，生命的长度、韧度、硬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明的艰难进化，这份由苦难而滋生出的高贵，才是作者双目的聚焦点和笔管的着力点。因了这种轻重取舍，使本文走离了一般性的欷歔喟叹的框束，在完成对文化灵魂由流放到复苏的探访的同时，闪烁着不灭的理性光芒。（傅应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