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庄里的背影(第3/7页)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运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

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还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大规模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字典辞书,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那些重要的工具书。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史专家。在这一点上,很少有哪个年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从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认真学习,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一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

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

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的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辽东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死也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后代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点。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坚持抗清复明,甚至在赳赳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撼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于“削发”之事,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

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武装抗清失败后便开始流浪,谁也找不着他,最后终老陕西……这些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