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3/4页)

除了壁画,唐代的塑像更是有血有肉地展示着自己的风姿,不再清癯,更不再呆板,连眉眼嘴角都洋溢着笑意,连衣褶薄襞都流泻得像音乐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复,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欢乐不可能重复,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结果,唐代的欢乐诱发了长久的欢乐,唐代的人性贴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浑然一体。恍惚间热闹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画,没有雕塑,没有年代,也没有思考,一切都要蒸腾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吴道子笔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尽孝报恩的故事。与一般同类故事不同,这个佛家弟子是要帮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复国事业。我心中立即产生一种猜测,便俯身去看年代标示牌——果然,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像一条长鞭,哗啦一声把唐代划成了两半。敦煌因为唐军东去讨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画中帮助流亡父母完成复国事业的内容并非虚设。

悲壮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惨的岁月却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经很难再回过神来。此后的洞窟,似乎一个个活气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较热闹的场面,但是,模仿的热闹只能是单调。

在单调中,记得还有一个舞者背手反弹琵琶的姿态,让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画的内容越来越世俗化,连佛教题材也变成了现实写生,连天国道场也变成了家庭宅院,连教义演讲也变成了说书人的俗众故事会。当然这也不错,颇有生活气息,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瓦舍和诸宫调。

唐宋之间,还算有一些呆滞的华丽,而到了宋代,则走向了一种冷漠的贫乏。对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个曾让中国人拥有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的时代啊,在敦煌怎么会是这样?!我想,这与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权纷争有关。在没完没了的轮番折腾中,文化之气受阻,边远之地只能消耗荒凉。

到了元代,出现了藏传密宗的壁画,题材不再黏着于现实生活,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神秘和恐怖。但其笔触精致细密,具有装饰性,使人想到唐卡。

这是一个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窥互征的时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这一带此起彼伏。倒是有一个欧洲旅行家来过之后向外面报告,这里很安定,他就是马可·波罗。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记住。

当我在夜色中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觉得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小山包”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汇地。它因无比深厚而长久沉默,也许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恰如喧闹总是浅薄的表情。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兴旺发达时什么都好说,一到了衰落时期,一些争夺行动便接连而至。除了我们一再感叹过的莫高窟藏经洞事件,藏经洞之外的壁画和雕塑也成了争夺的对象。

莫高窟本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友好交往的现场,这下倒成了某些人对中华文明很不讲情义的见证。他们如果看上了什么要有所动作,总需要给它的主人打个招呼吧。主人是谁?只能是莫高窟历代开凿者、续建者、绘画者、雕塑者、供养者、巡礼者的血缘后裔。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群,不应该偷偷绕过。

主人再穷再弱,也总是主人。

主人再不懂事,也总是主人。

而且,谁能断定主人完全不懂事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越界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是学者,大骂白俄士兵的胡作非为,当场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

为首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我要在这里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

兰登·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够化学溶剂,因此又来了第二次。这次他干脆带来了一名化学溶剂的调配专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动手脚了。

但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事态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几十个村民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以便有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