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编纂始末

凡从事历史学的,都知道“断代为史”。自从辛亥革命,清皇朝便告结束,那么清史应当从事编写,列入传统正史中,成为二十五史(开明书局虽刊行二十五史,但列入的是新元史,不是清史)。民国初年,袁氏称帝,他为羁縻一班前清遗老,特辟清史馆修纂《清史》。聘赵尔巽为馆长,柯绍忞、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为总纂,金兆蕃、章钰、金兆丰为纂修,俞陛云、李岳瑞、姚永概、吴昌绶等为协修;又袁金铠总理史稿发刊事宜,金梁总理史稿校刻。其他尚有提调多人,共计一百余位。

初开馆时经费尚充,这班遗老每天聚着谈谈,随便撰写一些,全无条例,有如一盘散沙。后来觉得这样做下去,是不会有成绩的,就公议推金兆蕃担任写雍正乾隆时期的人物和典章制度,夏孙桐担任写嘉庆道光时期,王树楠任咸同,马通百任光宣,邓效先、金雪生为助手,两年才得告成。可是很多地方违反凡例,咸、同,光、宣四朝都不合用,重推柯绍忞、夏孙桐加以整理,柯推诿不干,改归金兆蕃。然时局混乱,经费紧缩,馆中议论纷歧,莫衷一是。夏金两人,都没有着笔;既而混乱更甚,经费完全告绝,以致全局停顿,馆长赵尔巽向军阀筹款,又得苟延残喘。但馆中诸人已多散去,留者重行分配工作:“本纪”归柯绍忞、奭召南、李惺樵编写;“志”归王树楠、吴莲溪、俞陛云、金雪生,戴海珊、朱少滨任之;“表”归吴廷燮;“列传”由夏孙桐、金兆蕃执笔,夏任嘉庆以后,金任乾隆以前,定期三年完稿。

不料仅半年左右,馆长赵尔巽觉得自己八十多岁,风烛残年,又复体衰多病,深恐迁延下去,不及目睹这书的问世,即毅然要把这书付印,夏孙桐力争以为不可。然当时附和馆长付印者多,相持之下,而馆长病重,大有迫不及待之势,恰巧这时袁金铠自东三省来,愿任印书一切事宜,招金梁为总校,付印便决。孙桐所任各朝,咸同时期事最繁重;王树楠的稿,核之实录,抵牾太多,且立传太滥而卷帙又繁,更须重作,期限既促,光宣两朝,推归他人赶写,一时没有人肯接手,结果由金梁一手为之。没有多时,赵尔巽病故,柯绍忞继任馆长,柯和袁金铠、金梁意见不合,交稿不阅,便付金梁,金梁几执全权。及印书将毕,尚有曾左李三篇专传没有脱稿,金梁等不及,径取他人初稿付印,且馆中始终无总阅之人,因此传有重复,竟至把重要人物漏掉。志中当详而略,当略而详,尤多疏误,总之杂乱无章,谬讹百出。印了一年,只出上半部五十册,发售预约,取价一百元,下半部五十册,预定民国十七年端午节前刊竣。可是印成没有交易,只辽宁方面取去数百部。

北伐军队到达北京,史馆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十八年十二月,该院具呈当局,谓《清史稿》乖谬百出,开千古未有之奇,列举反革命及藐视先烈等十九项,并称该书不宜再流行海内,应永远封存。当局准其所请,遂将史馆所有印本及史料捆载而南。净存二百四十五部,又残本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册。然在禁令之下,除国外图书馆及租界内或私人收藏者不计外,国内公开收藏的,有北京图书馆(时称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公家机关,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从前都预约购得前半部的,也就再花巨金重购全部,因此这书名义上虽已禁止,实际上等于没有禁;况国外大学闻讯,往往不惜重价收买下来,只有一般穷苦学者无力购置,不易寓目。

民国廿二年,孟森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四号中,发表《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廿三年九月,容庚复写一文:《清史稿解禁议》,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号,都为《清史稿》解禁而呼吁。廿四年一月三日,伪行政院院长汪兆铭,也以该《清史稿》关系学术很大,便呈请把该《清史稿》发交该院若干部,聘历史家先后检校,正其谬误,等到勘正编定后,再予印行:一方面再呈请解禁,一方面即请曾编纂《庐山志》的吴宗慈担任检校之责,拟于六个月内完成。可是那些伪官汉奸,除献媚敌人外,一切都是能说不能行的。直到民国三十二年三月,该《清史稿》原封不动,将错就错,由精华印刷公司印行,联合书店发行,那印刷公司和书店都没有地址。最矛盾的,该书底页却载着发售者各大书店,而版权旁又列“非卖品”三个字,完全掩耳盗铃,故弄狡狯。印成的是布面洋装两大册,计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字迹小于蚁足,阅览很费目力。自抗战胜利,总以为可把该书切实修葺了。不料仍旧不加措施,真令人望眼欲穿;最近闻政府当局,在重视文献史料、从事文化建设之下,已在统盘计划,大加增删,使它成为一部完善的史书。这是多么兴奋的好消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