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鲍咸恩创办“商务”略记

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巨擘,刊行了许多图书,举凡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史地等等,可谓应有尽有。抗日战争前,它曾以“一日一书”为号召,即每天刊行新书一种,数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它创始时,没有意料到后来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商务印书馆”的名儿,望文生义,它原来主要无非想为商店印些招牌纸、发票、传单等等,梦想不到将来要出这许多图书,否则这局限性很大的“商务印书馆”的名儿,决不会取的。

我有一位老同学华吟水,他在商务印书馆服务数十年,掌握了许多史料。我曾经把他记载的关有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些珍贵资料加以整理,觉得颇有参考价值:原来该馆发起人只有夏瑞芳和鲍咸恩二人。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人。咸恩,浙江鄞县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幼年同过学,以后又同事于上海《捷报》馆,为外国人排字。瑞芳精明果断,咸恩谨慎勤劳,两人虽性情异殊,可是颇能友好合作。后来瑞芳娶咸恩的胞妹为妻,更从友好而结为亲戚。《捷报》(China Gazette)是当时上海一家有名的英文报纸,经理兼编辑为英国人。他性情粗暴,视中国工人为奴隶,动辄辱骂。瑞芳、咸恩两人不甘屈服,毅然脱离《捷报》,自谋出路。那时适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奋发图强,从事文化教育的革新,印刷事业,大有前途。他们两人多年在报馆工作,精于印刷之道,于是打定主意,开始筹备印刷机构。当时他们预计每月可以接到几笔商店、行号的小生意,如传单招贴之类,还可以替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印一些印刷品。每月如有六七百元的收入,克勤克俭,也可以维持生活了。

最初开办的资本额,原定四千元,分为八股,每股五百元,由发起人认购,可是资金不够,未能如数凑足,只得邀请教友沈伯芬认二股,计一千元,其余的股份,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咸恩之弟)、徐桂生四人各认一股,计二千元,高翰卿、张蟾芬、郁厚坤三人各认半股,计七百五十元,总数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数目虽不大,但当时发起人都是职工,没有多少积蓄,筹集到这笔钱已很不容易了,且瑞芳的一股,还是由他的妻子向一个女同学处挪移来的。

正式创办商务印书馆的议约,订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三月初三日,在三洋泾桥(现在的延安东路江西路口)的一家小茶馆楼上。股金收到后,即着手购置机器。但由于资金不足,仅购得三号摇架二部,脚踏架三部,自来墨手扳架三部,手揿架一部,以及中西文铅字工具等,所有资金几乎耗尽,后由股东沈伯芬筹划了流动金二千元,才得以周转。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阴历正月初十日正式开业。最初的地址,是在江西路宁波路口德昌里末弄三号,为三幢房屋,租金每月五十余元。夏瑞芳、鲍咸恩、郁厚坤三人工作不分职位,通力合作。无奈流动金还感不足,临时添办些材料工具,如青铅、连史纸等,往往欠账,还要请高翰卿担保,那时高已升任美华书馆的中方经理,帮了他们不少的忙。后来营业日益有了起色,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翌年,因房屋倾塌,且不敷应用,于是迁至北京路庆顺里口,为六幢屋子,陆续添置了大阪铸字炉、花旗印书机等。还买了四匹马力火油引擎一只,又设立了木工部。从此,它的业务中心也由印刷转到出版,在管理上全用新法,与当时官办书局袭用的旧法不同。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日本人经营的上海修文印刷局,因故停办,所有机器工具全部贬价出让。“修文”原本投资近十万,由于历年亏损,乃由印锡璋介绍,经过几度磋商,卒以一万元代价归商务收买,计有大小各号印刷机,二、三、四、五、六号铜模以及其他机件工具铅字材料等。商务购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业务便大加扩充,印书始用纸型,发展成为一家初具规模的出版机构。当时他们感到我国的印刷技术比较落后,便派鲍咸昌东渡日本进行考察。鲍咸昌归国后大力革新印刷技术,因此营业更加蒸蒸日上。同时推夏瑞芳为总经理,鲍咸恩为印刷所所长,其他发起人亦逐渐进馆办事,出版了好几种书籍,销路最好的,如《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二、三、四、五集(由胡洪赉译注),以及《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等。它的部分书籍改用有光纸印行,比原用毛边纸、连史纸印,便宜三分之二,因此销路益畅。

该馆在创办初期,不分官利和余利,所有盈余都并作营业资金,直到张菊生、印锡璋等投资加入时才重新估值。那时张菊生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他因印件关系,时常与该馆接洽业务。这时夏瑞芳正想扩充业务,准备设立编译所,拟聘张菊生主持,双方一谈,意见相合,同时印锡璋亦有意参加,就由原发起人邀请张、印二人在福州路书锦里口聚丰园菜馆商谈合资经营的办法。最后决定资本额为五万元,除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七倍升股外,余以新股招足,这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