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麻

1999(1)年4月我在巴黎住了几天,为《Time Out城市指南:巴黎人行道》这本书做“人行道”的研究。我研究的人行道在第十一区,九十年代早期我在这里断断续续住过一段时间,不过这次我和朋友哈维及米米住在第八区,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正对着总统府。我到的那天晚上他们为我接风,哈维说,他邀请了一位新朋友,一位名叫玛丽·罗伊的年轻美女。

玛丽到了,她不是米米的那种美,但是非常迷人。她个子很高(有六英尺),一双宁静的绿眼睛,一头黑发,以我那经常去廉价剃头匠(五十卢比,在果阿)店里的眼光来看,她的发型应该很昂贵。她打扮成太空站加油处的工作人员——裤子面料是一种防热耐冷的高合成纤维,上面全是口袋——她是典型的巴黎人,喜欢激烈的辩论。吃饭的时候,我宣布自己“完全支持北约,百分之百支持轰炸塞尔维亚”,她发现“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竟然会说出那样愚蠢的话——更不要说真是这么想的——实在是不可思议。

“谁说我是知识分子?”我说。

“哈维。”她说。

“啊,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

她抽烟很凶,比烟鬼哈维和米米抽得还凶,但是这不妨碍我喜欢她。晚餐之后,我喝多了,把酒杯摔在了地上。我们收拾玻璃碎片时,玛丽割伤了手指,几滴血落在了我脚上那双已经磨坏了的运动鞋上。她在卫生间里用冷水洗完手后,我把邦迪缠绕在她细长的手指上——一种暗示了婚姻的可能的动作,虽然它是一种医学上的动作。我们之间的气场变了,变柔和了,我们约好明天见面,一起研究我的“人行道”。她把电话号码写在我的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留下了模糊的血迹。她的笔迹醒目而清晰。

“午饭后给我打电话。”我们吻别时,她说道。

第二天下午,哈维要离开巴黎去马赛看一个朋友。在他去里昂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在十一区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之前的一上午我都在这里研究我的人行道。哈维坚称玛丽渴望与我上床——他对所有他介绍给我的女人都是这样的评价。我坚称——我总是这么坚称——他是错的,还有,在所有他介绍给我的女人当中,我只想与其中一个上床,那就是米米。和他分手以后我就给玛丽打电话,约好在奥贝康夫大街上的“煤炭”咖啡馆见面。

她准时出现了,下身穿黑色迷彩裤,上身穿一件浅色T恤,前胸写有日语。我们喝了一杯咖啡(这是那一天中我的第四杯)之后,她问我想做什么。我说如果我们嗑药的话,那会有助于我的研究。玛丽很高兴一试,尽管大麻对她不起任何作用。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想找到一个僻静之处悄悄爽一下。在一个小公园里有太多的母亲和小孩,他们会把我们当成吸毒者;在另一个公园里有太多的年轻人,我们又觉得他们是吸毒者。到处都是窗户和眼睛。最终我们发现了圣马丁运河边的一张椅子。这里显然是嗑药的好地方;旁边的椅子上有一对情侣正在吸大麻。我装满烟斗时,玛丽又说了一遍,她以前试着抽过几次大麻,但大麻对她不起任何作用。

“哦好吧,希望这次可以。”我说。虽然我们头一天晚上才认识,但我和她在一起非常放松,或许是因为我对她没有性欲。部分是因为她抽烟,部分是因为我在英国有一个女朋友(当然我不会和她提到这个)。我不知道她对我是不是有性欲。也许没有——很久以前我就对哈维在这方面的意见不以为然了——不过我觉得她对我是好奇的,因为我和任何一个巴黎男人都迥然不同。这是她与一个四十岁的知识分子度过的第一个下午,这位知识分子并没有任何真知灼见可以分享——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对夜店和毒品。我点燃了烟斗,吸了两口,递给她。尽管她烟不离手,对大麻却束手无策。

“吸进去。”我边咳边说,“尽可能地深吸一口。”她试了一下,把烟斗还给我,一边把烟喷了出去。我大大地吸了一口,又把烟斗递给她。一艘驳船正穿过运河上的一个水闸。要想顺利通过这些水闸,需要耗费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运河旅游的乐趣完全被剥夺了。我很高兴我刚嗑过药,坐在这里观看,而不用加入到那个没完没了的痛苦的水闸之旅,但是我宁愿自己没有看到它。我很快就兴奋起来了,这真让我吃惊。

“你感觉到什么了吗?”我说。

“没有。你呢?”

“爽到爆。”我说。

“是什么感觉?”

“很难形容。就是嗑药的感觉。和别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们又向前走了一会儿,不太知道我们身处何处,吸食臭麻后,人会完全失去方向感,甚至会引起心理的恐慌。我能看见每样东西,但我看见一样东西后,马上就看见另一样,也就是说每样东西其实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离开了运河,走在一条车流汹涌的马路上,车子停下,行驶,即使是移动的车也是静止的。阴郁的天空稍稍放晴了一些。我走进一家商店,玛丽等在门口——我们渴极了——我去买了几瓶依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