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小姐（第3/7页）

“几个小时以后，”我对圈圈说，“这条船就会变成美杜莎之筏(9)。”太阳鞭打我们，耗尽了我们的力气。这就像是在水的沙漠里，一个水汪汪的沙漠，从一个地平线向另一地平线望过去，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些极有规律地摇晃的小渔船之外，它们都愿意搭把手，但什么用也没有。

终于，恰如那位加拿大人所建议的，船上的所有人都被接到了另外一只船上。在炼狱般的日头下，这项危险的操作像是无休无止。我们被转送到的那条船负担过重，已经有下沉的迹象——进入水里有四英寸了。甚至还有一条船绑在我们的船上——那条所谓的高速游艇，我们刚放弃的那条船——从我们的新船上，我们能看见在旧船的螺旋桨、新船的牵引马达和黝黑的德国人的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的旧船移动了，先是一英寸，然后是几英尺。随后就可以正常行驶了。从淤泥中解放出来，船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咆哮，有人——其实是我——率先鼓掌欢呼，感谢来搭救我们的“可爱的柬埔寨人民”。

我们又被运回到原来的船上，我们的头被太阳晒得阵阵作痛，准备继续这段从冒险变成了苦行的旅程，但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又起程了，仍然没有脱离险情。尽管我们的期望值已经很低，我们对船长的信任很快跌到了新的谷底。看不出我们有任何前进的迹象。什么都没有变。洞里萨湖向四面绵延。看不到陆地。

“你知道吗？”圈圈说。

“知道什么？”我说。

“我觉得我们在划圈圈。”

“你觉得什么，圈圈？”

“我说，‘我觉得我们在划圈圈。’”

“你刚才说，”我说，“我们在划圈圈。”

“严肃点。我觉得是。”

确实是。太阳晒得我头昏眼花，过了一会儿我才承认圈圈是对的：我们是在一遍遍地划圈圈，圈圈越划越大。为什么？我们在金边的人力车夫身上看到的方向感缺失（在洞里萨河身上也是如此）也同样发生在我们的船长身上了吗？没有界标，只有无边的水域，但船只肯定配备有指南针。太阳锤打。我的头阵阵作痛。湖面波澜不惊，除了我们的尾波一圈圈散去的涟漪。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乘客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绝望开始漫延，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沙哑地低声说道，“我们在划圈圈。”我点了点头，拍了拍圈圈的肩膀。

“我们在划圈圈。”我说。

终于，另外一条船——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姐妹船——折回来带领我们到达了暹粒，五天后我们离开了那里。坐船回金边的念头想都不敢想，因此我们决定去马德望，据说它是“殖民地气氛浓烈的美丽的河边小镇”。我们以为的士会从红木宾馆直接载我们到船上，但是的士却是一辆小卡车，接完所有客人后，我们十二个人挤在后座，前座坐了四个，再加上司机。我们走在驶离暹粒的公路上，这条路就像柬埔寨所有的路一样：越走越糟糕。日头来了，不顾一切地沸腾着，不早不晚。小卡车蹒跚而行，遇到路上的车辙和洞坑便一跃而起，这条路勉强可以称之为路。

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向我们靠近挥手，他晃了晃，终于失去了平衡，车上的货物摔到了地上，原来是两大筐小银鱼。他既不生气，也不抱怨，把它们捡了起来铲回到竹筐里。我们前面是一辆摩托车，车后座载着一个很大的密封的篮子——有两个大帆布包那么大。每次摩托车颠簸时，这个篮子都会发出小猪尖叫般恐怖的声音。我们走近之后才明白原因：篮子里挤着十几只小猪。它们的条件如此凄惨，它们的待遇如此恶劣，它们的尖叫如此失控，此时此刻，你很难想象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还会存在比它们更悲惨的生命了。它们的处境是动物权利保护者的论点的终级证言，同时也是对他们的批评。我从来没见过被如此虐待的动物，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它的人民经历了所能经历的最坏的一切，谁又会在乎小猪呢？尤其是当我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近时：它是越南的水上村庄。我们吃力地爬出小卡车，换到小船上，它们将载我们到临时码头——像其他东西一样，漂浮着——从这里我们将驶向不同的目的地：马德望，金边，或是无论哪里。

所有到发展中国家的游客，假如他们诚实的话，就会承认他们其实特别想看看贫民区：人们生活在垃圾堆上，棚屋小镇，诸如此类。我们在印度遇见过一个瑞典人，他去过孟买最差的贫民窟之一。为了得到他的同情和金钱，一位乞讨的女人把她的死婴塞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行大约有六个人在听这个故事；我们都吓坏了，而且我觉得，同时还妒火中烧。越南水上村庄可能没有那么差，但它也是污秽不堪的：一堆里面几乎是空的破旧茅草屋，漂浮在棕褐色的水汤里。它们仿佛不是在漂浮，而是在沉没。处处都是杂物——塑料瓶、废纸、罐头瓶、蔬菜垃圾——在水面上下起伏。水很脏，但小块小块的黏液和软泥凝固成了浓缩的极脏的卫星城。我紧闭着嘴，生怕从这浩瀚的污水坑里溅出一滴，进入我的嘴里。而这里的居民——微笑，开心，挥手——用耀眼的红色天竺葵装饰他们的阳台，又用恶臭的水给孩子洗澡，用恶臭的水洗衣服。假如卡车上的一位乘客要被迫留在这里，他们——我们——很可能一个月内就会死掉，也许一周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