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32/71页）

背影会暴露性情、年龄和社会状况。

——埃德蒙·杜兰蒂（Edmund Duranty）论德加

1927年——又是日期！——韦斯顿拍摄了一些非个人化的，用于雕塑研究的女人背部。自然是裸体：完美地诠释了他不肯通融的信念，“照相机应该用来记录生活，渲染事物本身的实质和精华，无论是高度抛光的钢板或令人怦然心动的人体”。他也深信摄影的存在是为了处理“即刻的当下，当下的某一瞬间”。结果是他所拍摄的对象往往缺乏历史情境，独立于社会评论之外。埃文斯明确否认其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不涉及任何政治”）；对于韦斯顿，这样的放弃声明显得多余。(32)背影的拍摄体现了这一延伸的、最典型的韦斯顿作品阶段。与此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多萝西娅·兰格的探索之路，人们的后背照可用来设计以传达出社会——政治情境。

我想拐弯抹角地，也可以说是从侧面来剖析兰格的后背照。她著名的“高原女人”照片便是侧面照，以手抱头，比同一女人的正面特写——我们要面对她的脸孔的明确事实——更具表现力。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相似——略去贵族气质或艺术忧郁——说明她的侧影要比伍尔夫缺失许多内容。高原女人身体没有残留的优雅，脸上也读不出语言的扩展，因为此张脸已枯竭，唯余紧闭的嘴在拒绝向困难言败。在1952年，兰格拍摄了一个纽约妇女令人迷惑的侧影，她有着街上美女惊鸿一瞥的神秘迷人。当她转过来更直接面对相机时，她就变得普通、朴实、困惑，看着街道，如在高原地区等待公交车的人一般绝望。《消失的侧影》（The Profil Perdu）传达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瞬间的意义——每个人熟悉——当城市所有浪漫的可能性飞快地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这个瞬间是诗意的，充满希望，而另一个更加直率的正面照则要大打折扣。不是因为她原本不够美——我在试图清楚地表达对照片的反馈，而不是一个女人的外貌——而是因为第一幅照片像是一个承诺，在遵守之前，它会被破坏上百次。(33)

考虑到兰格平实而坦率的请愿，在方法上更像是一个宣传者（她无法明白为什么“宣传”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毫不奇怪，她最好的作品不是显露外表，而是思考它们的神秘性和暧昧性。令人惊奇的是她的作品在这个方面发展出了自身的某种确定的信念或思考，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兰格彻底而坚决地保持着迂回性，以至于其带来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方法。因此，她有时会彻底放弃正面肖像，转而聚焦于那些背对她的人。

不言而喻，当兰格为这些“背影”照加上说明时，它们也是关于手和帽子的照片。她最著名的“背影”照之一是表现两个人在聊天。一个人背对着我们，身穿熨好的白衬衫、头戴渔夫帽。他的手从后面抱着头，让人想起“战俘”。这是兰格拥有通过手而非脸使其拍摄对象个性化的能力的有力证据，与此同时，这也展示了她是如何利用背影使边缘或隐藏的部分成为关注的中心的。这也是典型的兰格，这根本不是狡猾，也没有她正在别人背后做些什么的感觉：事实上这些照片和她以前所拍的一样坦率。说来奇怪，消失的侧影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这些照片则完全令人心满意足。《消失的侧影》使我们意识到隐藏了什么，暗示而不彰显；与其说这些背影没有告诉我们所需了解的一切，不如说它们阻止了其他的探讨，因为可以明确断言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微乎其微。正对观众的脸庞微笑着，自我调整，不断地使自己适用于新的形容词。而“背影”是一个名词，可形容的单词极其有限（长，宽）。脸庞显露和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某些肖像表明了人们和他们自身，和观念的联系，但背影只是背影而已。风格像墙上的苍蝇一样不易察觉，但如果我们仔细查看摄于1935年的照片，它也可以成为袖子上的苍蝇［19］。

19. 《背影》（Back），多萝西娅·兰格，大约1935年

以她在1935年西弗吉尼亚州摩根镇拍摄的警长的后背为例。对于这位英国的观察者来说，一位警长可以从两个相关的事实中被辨识出来：使佩枪皮带膨胀的能力和坐下的欲望。那正是我们获得的印象：屁股（可坐）、手枪、枪套。我们看不到他的脸，但这幅背影照是他在嚼口香糖的旁证，不是口香糖就是烟叶。显然，他的下巴一定在有规律地运动，不是激发想法就是替代之。他实际上不是站着，而是尽力解放自己的双脚。有时候，警长靠在嫌疑人身上，使其坦白罪行。如果这表明是权力滥用的话，那么这幅照片显然是更广泛地倚赖心理的延伸，在这个例子里，他有效地将邮箱变成摇椅，一个观察世界运行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