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先生的课（第2/2页）

喝着德国啤酒，这位老板自嘲地对故乡来的科学家们感叹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若不是这个“山东德国人（形容其热情实在）”一步一步逼着，我是绝对不可能开得了这个餐馆的。

此时他的餐馆在整个城市都是一道风景线了。只是当年的学问，也早随着啤酒喝掉了。

这算不算是一个“黑色”幽默呢？胡老说他听了是很受启发的——钱都不敢赚，不会赚，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读书读呆的。

当地有一些中国学者在交流或者考察，见到“家里”来人，十分激动，于是凑钱请老师们吃饭。吃饭的地方在公园里，架了炉子烤肉，大家吃得尽兴而归。

事后才知道，这些学者是没有钱请老师们上餐厅吃饭，才用了这样的方法。因为德国公园里面烤肉是没有费用的，只要购买原料就可以了。

那次考察有个物理所所长在团里。回国后作了个报告，大意是有些同志觉得出国工作的人员回国都带几大件回来，让人眼红。大家不要眼红，上厕所都要收费，人家那是从牙缝儿里面省出来的。

第一次考察回来，大家的共同意见是科学院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这是因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当时的科技人才比例太低，教育水平跟不上。几所大学毕业的人数是有限的，自己要留一批，给各个部委和科学院输送一批，地方上能够留下的就凤毛麟角了。在这种体制下，科学院即便有研究成果，也难以推广下去。所以，应该办自己的大学，利用科学院的人才优势，“生产”人才。科学院不但应该是科研基地，还应该是教育基地。

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大约是195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

当时科技大的教授团队十分耀眼，都是科学院的各个学部委员。

这些学部委员当然不能每天去讲课，但他们总是尽力抽时间去上课，其中也包括严济慈先生。

接着有学生反映，说严济慈先生的课听不懂。

施汝来先生装模作样地听意见，开始不置可否，其实心中早有计较。等到反映的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见的学生们召集起来，说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

学生们将信将疑。

结果一个月后再去问，大家都说，严先生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施先生大笑。

后来施先生说，这些学生反映严先生讲得不好，无非有两条原因。第一，严先生的口音比较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话，这非要慢慢适应不可；第二，严先生讲课不按教材，常常是从中间开讲，或者从末尾开讲，总之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点是知识特别渊博，所以，从哪里开始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严先生家的甘蔗，从哪头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施先生认为只要肯听一段课，学生们对严先生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

那么，施先生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

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先生当年也是听严老讲课的，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经过，他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

严老其实课讲得很好，而且对于科技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装到自己口袋里多少，如果学到的知识能够像口袋里的钱一样想花就花，这知识才算学到手了。另外一条就是不能弄虚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