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1（第2/3页）

教育体制的漏洞依然在于德育方面，教材与现实截然相反，使得教育成为花言巧语与谎言的温床，精神断裂，孩子既不承载历史，又无新的寄托，这使得我们的未来一代可以毫无准则地行事，使社会的未来空前地迷茫。

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它只在极小的圈子里自成一派，以晦涩难懂的术语，维持着一种不知所云的对于政治内容的解释。各种政治思潮被混成一团，或被胡乱地拷贝、拼贴，各种不及物的概念被随便地替换歪曲，混淆成为一种令人茫然的政治后现代主义。我们可干脆叫它做经济政治学，这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状，以经济学粗暴地代替了政治学。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特点，幼稚、浅薄、蒙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端形式主义。这种生活从表面上看，瓦解了以往主观狂热偏执的理想主义，但却使生活掉入了另一个更为邪恶的陷阱。在这里，个人性质的胡思乱想或是超现实幻想，代替了目光长远的社会目标。以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代替了有力的精神生活，贪婪自私成为一种不受指责的社会品质，使浑浑噩噩成为一个巨大而麻木的人群的首要特征。它追求的是现在的稳定，而不是对未来的思考，追求的是表面化的物质繁荣而抽空了物质背后的精神需求。在这里，人，这久经历史磨砺的概念被简化收缩成一种毫无意义的生存活动。它的内容只是取食与繁殖，而不是更富进取心的筹划，它的道德是一种以欺诈做后盾的相互容忍，而不是以理解为基础的宽容。它提供的奋斗与享乐都不具意义，而是一堆七拼八凑的临时性的大杂烩。而社会必须给予的反应竟是满意，那么，我要说，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极度缺乏活力，它只是一种牵强的摹仿以及令人倒胃的腐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出现了一些灯光很暗的公共场所，在夜晚，这些场所点着蜡烛，进去以后，每个人看起来会比在光天化日之下好看一些。这些公共场所里出售的饮料要比一般饭馆里贵上几倍，但人们很快就接受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价格，因为他们在购买饮料的同时，也购买了一种叫做情调的东西。这就是北京酒吧的前身，一些似是而非的模模糊糊的公共场所，里面卖一些袋装食品——话梅、花生米、速溶咖啡、含酒精的饮料等等。那是北京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物质匮乏之后，第一次享受某种带有审美性质的公共环境，人们进入这种环境，谈情说爱或是交换某些与环境相配的思想。

二十年之后，酒吧已成为北京街头司空见惯的公共场所，起初是千篇一律的酒吧，每个酒吧与别的酒吧没什么区别，接着，乐队出现了，再接着，鲜咖啡出现了，各种进口啤酒与红酒出现了。在三里屯，酒吧连成一条街，为了与别的酒吧区别开来，每个酒吧都在不断改进，去寻找自己的风格。酒吧之间的竞争就这样展开，酒吧老板一换再换，北方老板把酒吧开得朋友成堆，南方老板的酒吧里上演艳舞，门口还有伙计向行人打招呼，试图拉之入内。每到夜晚，灯红酒绿，着夜装的各色人等穿行在酒吧内外，一片颓废无聊的繁荣景象。

北京人根据自己的爱好，也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些酒吧：摇头党把某些酒吧变成了摇头厅，人们在里面听着Ｈi曲儿，吃着提供兴奋与快乐的毒药，尽情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幻觉，直到警察冲进来才能打断他们；另一些酒吧则被牌迷占据，人们聚在一起，除了打牌，什么也不干；更有的酒吧变成了小迪厅，让喝酒喝高兴了的人摇头晃腚，夸张地表现他们的快乐。

我从一九九五年左右，开始伙同一些狐朋狗友，混迹于各个酒吧，这之前，是混小饭馆。小饭馆混不下去的原因是，大家都越吃越胖，胖得自己都不爱看自己，真是巴不得自己是别人，于是，转战到酒吧。虽然钱花得快一些，混完之后更不清醒一些，但仍爱混，至少比去剧场或者电影院强吧，因为酒吧里怎么着也能抽烟喝酒和说话，还不必不停地吃，这是酒吧的强项，我尊重酒吧的强项。

北京酒吧最集中的地区是三里屯一条街，记得起名字的是白房子，老板叫亨利，是个上海人，很会做生意。后来他又开了88号，里面放最前卫的电子音乐，雇了个黑人看门收票，有时收到老客人身上，把老客人轰走了不少。不过现在88号完蛋了，但白房子还在，当初我和一些朋友就总去那里，约着谈事儿一般去白房子，或是闲着没事儿，大家白天四下转悠，彼此询问在哪里碰头儿，答案大多也是白房子。先去的人等着后去的人，在那里叫杯饮料，然后便有卖盗版光盘的上来问你买不买，你一买，就得挑，一挑就能挑上半个小时，然后等的人渐渐聚齐了，聚齐了以后，你要是问大家还要去哪儿，答案一般是哪儿都可以。这一群人性格都太随和，也就是没有一个有主意的人，于是就继续停在白房子，在那里聊文学、音乐、电影和说笑话。如果能叫来几个好看的姑娘，特别是对艺术感兴趣的那一种姑娘，那么聚会便更加有趣。事实上，五年前的漂亮姑娘对艺术还真感兴趣，她们像男人一样阅读，会幻想，而那幻想一般限制在情感领域。她们善意、好奇而希望了解别人。但现在的漂亮姑娘只对图像感兴趣，特别是她们自己的图像，她们更喜欢迷醉于一种可变化万千的物质图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