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第8/9页）

"非典"时期像是要过去了，起初是恐慌，渐渐地，恐慌被习惯了，最后，不管如何，"非典"被当成一件别人的事情，"非典"病人与医生的事情，也就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过程就是这样。

"非典"时期，尽量少出门，出门戴一个白口罩，每天上网看的第一条新闻是发生人数及

死亡人数。为了略表心意，本来想找个地方捐点钱，也没找到向哪里捐，就算了。看看报纸，政府也没宣布"非典"病人一切免费，看来没我什么事儿。

总是这样，没我什么事儿。

接到几个写"非典"的约稿，想想无甚可写，就推了。

总觉得要为"非典"做点什么，终于行动起来，买了瓶维生素，吃了几粒，就懒得再吃。

与朋友打过一些与"非典"有关的电话，无非是把新闻里说的事情再说一遍，打打也就打烦了，不打了。

忽然发现，我仍像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有什么社会生活，与社会的联系就是写点字换点饭钱，自种自食，自产自销，生死由天，后果自负。

对了，有一点比农民强，那就是上网抱怨，网上就是我可去的教堂，所有读者就是我的牧师。当然，我也顺手当一当别人的牧师，把心里想说的说一说，完事大吉，当然，也于事无补。不过，这也就是外国农民的水平。

据说国家因为"非典"损失了不少钱，本来觉得挺可惜的，再一想，像我这样的人，没什么钱可损失，而像我这样的人又占绝大多数，损失钱的一定是少数人。那些人钱多，损失了一部分也没什么了不起，最多也不过沦落到多数人的地步，即使这样，对于我，也谈不到可惜，这样一想，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历史上的所谓古代农业国家，也不过就是有那么一群人凑巧住在一块地上，他们懒得换地儿，还说着同一种相互能听懂的话，彼此间的联系就是食色两件事。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他们简直就是不得不相互交往，不得不呆在一起，力求为自己打小算盘时别伤着别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讲，国不国的似乎意义也不大，就那么回事儿。

有点消沉。除了社会分工以外，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呢?别人能允许我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又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不知道。

这是个政治问题。

美国人是这么做的，他们愿意把国家搞成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并接受别人的帮助。在家庭里，所有成员一律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他们如此地抱团儿，在家庭内部，什么事儿都是大家商量着来。而对外部，他们统一行动，据说他们是现在最强大的国家。

希望有一天，有一种东西能把我与大家联系起来，叫我感到我与谁谁谁是一伙儿的，那样，就不会这么冷冷清清的了。若是出了点什么事，就是起哄也能找到人和地方，那就好了。这是一个可维持小农经济的农民的希望，这希望源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小农孤独。不过，我知道，这希望定会落空，因为时候还没到，也不知要等到哪一天。

我悄悄地相信，当很多自信的而自足的小农都感到了我感受的那一种孤独之后，便会蠢蠢欲动，到那时，也许我的希望就会有机会实现。

醒来已是下午三点，北京依然下着雨，这次秋雨出奇地漫长，天天都是阴天，一股一股的小阴风在窗外徘徊，久久不散去，叫人向外看一眼，便顿觉十分泄气。

女友见我要出门办事，便吵吵着搭车去逛商场，我把她放在国贸饭店，那里有数也数不清的各式服装，好叫她迷失在里面。

四点半，我来到位于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皇家大饭店，与知己公司的石头还有华夏出版社高苏几个人一起商谈再版我的小说的有关事宜。看得出来，华夏出版社对于文学书的出版仍带有一股多年前才能看到的热情，虽然大家更多的谈到的是对于图书盗版的无奈，以及如何才能通过商业运作使书赢利。

我们聊到晚上七点才散去，我接到女友的电话，她正在阳光100，一个叫三乐的朋友家，大家自己动手做饭。我赶去，正碰到新菜上桌，于是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饭桌周围有我的朋友唐大年，女作家赵赵，赵赵的两个女朋友小弛和三乐。小弛是个演员经纪人，三乐供职于一家广告公司，现已结婚生子，生活步入正轨，这次吃饭的由头儿是给小弛介绍男朋友，小弛虽身为一个成功的演员经纪人，却在个人问题上严重地缺乏经纪。前一个男朋友是个日本人，两人好了两年后，关系无疾而终。小弛因单身生活过于贫乏，日渐憔悴，作为朋友，赵赵和三乐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于是大家帮她物色新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