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做作(第2/2页)

作阿姑阿翁得装几分痴,这装是消极的有所为;“金殿装疯”也有所为,就是积极的。历来才人名士和学者,往往带几分傻气。那傻气多少有点儿装,而从一方面看,那装似乎不大有所为,至多也只是消极的有所为。陶渊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说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晋人的行径,能说他不带着几分装?不过装得像,装得自然罢了。阮嗣宗大醉六十日,逃脱了和司马昭做亲家,可不也一半儿醉一半儿装?他正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而有一向当时人多说他痴,他大概是颇能做作的罢?

装睡装醉都只是装糊涂。睡了自然不说话,醉了也多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尽可以装疯装傻的,给他个驴头不对马嘴。郑板桥最能懂得装糊涂,他那“难得糊涂”一个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聪明人的秘密。还有善忘也往往是装傻,装糊涂;省麻烦最好自然是多忘记,而“忘怀”又正是一件雅事儿。到此为止,装傻,装糊涂似乎是能以逗人爱的;才人名士和学者之所以成为才人名士和学者,至少有几分就仗着他们那不大在乎的装劲儿能以逗人爱好。可是这些人也良莠不齐,魏晋名士颇有仗着装糊涂自私自利的。这就“在乎”了,有所为了,这就不再可爱了。在四川话里装糊涂称为“装疯迷窍”,北平话却带笑带骂的说“装蒜”,“装孙子”,可见民众是不大赏识这一套的——他们倒是下的稳着儿。

1942年10月31日—11月2日作。

(原载1943年1月15日《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