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后记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无隅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上。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得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谢,即在无隅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与无隅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弄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儿;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两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这诗稿,打算寄给他呢。

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殓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地过去了。自然,这其间我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执,打破却也不易的。

无隅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无隅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无隅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覆,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爱的朋友!最热心无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隅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的抄了一遍,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洋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无隅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之于无隅,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

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采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无隅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这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无隅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无隅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飘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洋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

1928年5月9日作。

(原载1928年7月22日《文学周报》第2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