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生涯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第6/8页）

“只要我一拿出自己的直觉，我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发出赌徒式的狂呼，“直觉是最伟大的能力。只要记住七个月前我在轮盘赌桌上最后一次输钱的经历。啊，那是个多么非同寻常、多么有力的证明啊！在我输光一切，走出赌场后，发现外衣的口袋里竟然还剩下一个盾（荷兰货币）。‘我得吃点饭。’我当时想。但还没走到一百步，我就改变主意决定回去。最终，那个盾成了我最后的赌注……当时我的心中有种很奇异的感觉：我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远离祖国和朋友，在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把身上仅剩的一个盾押上了，结果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离开赌场，同时衣兜里揣着一百七十个盾。这就是事实。有时候，这就是最后一个盾能够起到的作用。倘若那时候我灰心丧气，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倘若我没有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又会如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老友斯特拉霍夫曾为他写过传记。那期间，他曾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我将这封信做了一些删节，翻译如下：

我在写作的同时，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厌恶，甚至憎恶的情绪……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也不能被当成一个善良快乐的人。他行为放纵，嫉妒心极强，真的算不上好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如一头猛兽般横冲直撞，这让他显得既可笑又可悲。他很聪明，却又很邪恶。在瑞士，当着我的面，他对待仆人的态度是那么恶劣，直到仆人不堪忍受，对他大喊：“可我也是个人呀！”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听到那句话后，心中是多么震惊！当时的自由瑞士，到处是人权思想。于是，我写信给一个宣扬人性论的朋友，向他讲述了这一情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糟糕的是，对自己做出的卑劣行为，他从不忏悔，反而以此自得与吹嘘。维斯卡费托夫（一位教授）告诉过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吹嘘说他在澡堂里强奸过一个小女孩，她是由一个家庭女教师带到澡堂来的……然而，他说这些话时，又带有一种愚昧的感伤情调，似乎想强调他那种夸张与无益的人道主义梦想。这些人道主义梦想是他作品中的主要基调与倾向，也是他的作品被我们喜爱的原因。总之，他的所有小说都在竭力为自己开脱，它们表明，最可怖的邪恶与最高尚的感情有可能同时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感伤情调无疑是愚昧的，他的人道主义夸张而无益。他与“人民”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但“人民”始终与进步的知识阶层相对立。他寄希望于俄国的改革，对“人民”的苦难命运深表同情。尽管激进派一直试图改善和他的关系，但他仍然未停止对它的猛烈攻击。他认为，解救穷人悲惨现状的唯一的方法是“理想化他们的苦难，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显然，相对实际的改革，他的建议更是一种宗教般的象征性安慰。

崇拜者们一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小女孩的事感到怀疑，也是为了避免尴尬，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显然，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所言只是道听途说。为了证明那是谣传，崇拜者们说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个老友谈到自己的悔悟之心，老友建议他向心中最憎恨的人自我忏悔，因此他给特杰涅夫讲了那件事。然而，他所说的一切很可能都是虚构的。他的确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写过许多关于罪恶的主题，以及《群魔》中那些隐约的描写，这都是很难处理的。但我们不能证明他讲述的这些丑恶行为都是生活中的事实。在我看来，这与他患癫痫病引起的幻觉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种幻觉，强烈到让他的心中充满罪恶感。还有一种可能是，正如许多其他小说家一样，为了证明自己拥有可怕的欲念，故意杜撰一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罪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多疑、自负、急躁、轻率、自私、过分谦卑且不可信赖、心胸狭隘，还喜欢自我吹嘘。然而，这并没有将他全部的性格概括完。在狱中服刑期间，他会在必要的时刻承认自己犯有谋杀罪并且还有偷窃的企图。他也知道对待难友要有勇气、大度和慈悲的胸怀。他知道无法用单一的好坏来区分每个人，每个人都是平凡与高尚、邪恶与善良的混合体。他并不固执，且富有同情心。他从没拒绝过乞丐或者朋友们向他的伸手讨要，即便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为了接济他哥哥的遗孀和情人、他前妻带来的那个酗酒的儿子，以及他的弟弟安德鲁，他仍旧想方设法地攒钱，以使他们能在生活上有倚靠。在感情上，他依赖他们。他为自己一时无法满足他们的求助而感到抱歉，而不是抱怨。他始终倾慕、敬重和深爱着他的妻子安娜，认为她在各方面都强于他自己。在国外的四年间，他一直担心妻子会对他失去耐心而离开他。他有一颗爱人之心，他也渴望得到他人之爱。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有如此明显的性格缺点，竟然还会有人忠贞不渝地爱他。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安娜给他带来欢乐、安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