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难忘（第3/5页）

上他的课，大家总是很振奋。一篇篇中外佳作，今古妙文，在他的讲授下，带着声、色、形、味，悄悄地渗进了我们的骨肉。高兴起来，刘老师要吟一段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我们乱叫着：“再唱一个！再唱一个！”

他抹抹脸，慈爱地笑着，说，“这是唱吗？这叫吟哦！”

更多的时候，是叫我们全班诵读。“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我们摇头晃脑，一片女孩子清脆的琅琅读书声，仿佛五十四台织布机在木兰家院中齐奏。刘老师微闭了双目，反绞双手，醺醺然徜徉于课桌之间，赶到前后两个班的老师依次跑到窗口来打手势，我们的声音才渐渐小下去，小下去，不一会儿，又大起来，念到慷慨处，我们干脆手拍桌子以助铿锵。刹那间，书声如令，掌声如蹄，宛如花木兰盖世无双的骑兵队，乘雷挟电掠过了课堂。

校长也摇头：“今后，再也不招女生班了。”

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张月素还记不记得？张月素还记不记得我？

她和我在小学同班，上了四中，她当了我们的班长，我做文娱委员。

张月素的家和我们大院隔一条马路。一条黑泥巴路的小巷，两边的屋顶多是茅草，伸手就能摸着。这里比肩住着裁缝、烧老虎灶的、炸油条的好些人家。张月素和她妈、妹妹住的一间屋，光线很暗。墙上糊着报纸，床腿用砖垫得很高，怕潮湿。张月素的妈妈是小脚、打绑腿，讲侉子话（徐州方言）。她梳个巴巴头，整天系一条半截子蓝布围裙（总是湿的），过马路这边，进一道密实的竹篱笆围墙，到我们大院来帮人烧饭洗衣服。她人很和气，大家叫她二嫂。

母亲不请二嫂给我们洗衣服，母亲要我带张月素到家里来玩。她脾气很古怪，到我家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好一点的椅子也不肯坐。我教她下象棋，没有多久，我就再也下不赢她了。她借书，借《呐喊》、《唐诗三百首》……

我常常跳过地上的墨水洼，走进那条小巷，走到她们家。坐在磨得光亮的小板凳上，就着门口射进来的一方阳光，十分自在。关于银河、拿破仑、居里夫人、长安街、李大钊、都江堰……都有过讨论。有时争得“反目成仇”，可是过了一天，又是我先去找她，我在那矮小的茅屋里学会了区分马兰头和母鸡头，品尝了炒米粉冲开水是何等香甜。我生平第一次听到“遗腹子”这个词，这是指张月素的妹妹。她妹妹的眼睛很“猫”（近视），配了一副黄框架廉价眼镜，座位从第七排换到第二排，又从第二排换到第一排。再后来，老师允许她看不清时，可以走到黑板前面。

她衣服的领口总是嫌紧，扣不上。袖子嫌短，前襟后片只齐到腰。她走路快，吃饭快，讲话快。她不跟男人讲话，回答男老师的提问也是侧着身子昂着头。一副英勇就义的英雄气，显得很滑稽。老师不笑也不生气，她能写出老师没教过的演算式。

初中毕业的时候，张月素的报考志愿上填的是中专。学校觉得可惜，劝她，她不听。那天她妈到我家，浅浅地坐进藤椅，要我动员张月素升高中，今后上大学，她说她养得起。我刚给她倒了杯热茶，张月素一脚抢进房来，不由分说，侧了身子拖了她妈就走，在楼梯上忿忿地叫着“妈！”又回头瞪了我一眼。

她终于去上无线电专科学校了。中等专科技校，学杂费免收，吃伙食也不用交钱。

分手的时候，她来还书。一本一本，都用崭新漂亮的画报纸包好。她像个男人一样劈手和我握了一下，手板又薄又硬，很有力。又像个大人一样，说：“再见！”我恨死了，恨得几乎要踹她一脚！

我回到房间，把书上的包装纸一张一张地撕下来，撕下来，忽然从书页里飘下张纸片，上面写着：“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你都在我心上！”我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抱着那堆书，哇哇大哭起来。

春天，秋天；秋天，春天。教室两边的白杨树沙沙地响。高墙外，龙蟠里，常常传来小贩们苍老而漫长的吆喝：

“旧——皮鞋、跑鞋拿来卖——钱！”

“破布烂棉花儿——拿来卖——啵——”

有时夹着一阵呜哩呜哩的竹笛声，很忧伤。有时，风把音乐教室的歌声一阵一阵地吹过来：“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先锋……”那略带哀悼的歌声在深深的校园悠悠回荡。某个教室的老师正大声讲文天祥，另一个教室的女老师的尖声却在说：“爱克斯加娃艾，括弧，平方……”

这时，菠萝山上的槐花开了，清香四溢，蜜蜂在采蜜；这时，乌龙潭城里的秋水凉了，微波轻拍，小鱼儿在水草间戏水。这时我就走神了，“哈姆莱特”、“李尔王”、“名优之死”、“孔雀胆”、“娜拉”……在我眼前会串起来。这都是从校文工团话剧队辅导老师那里听来的。话剧队有个比我高一班的积极分子，叫王悦雅。有时，下课铃一响，她就把笑脸伸进来冲我喊：“喂！今天下午话剧队活动！”有时，课还没下，邻座的同学碰碰我：“哎，王悦雅又来找你啰！”我抬头一看，果然她在教室外，冲我又是勾手，又是捂着嘴笑。于是下午自习课我就不上了，到礼堂和小饭厅去找话剧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