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之凿井记劳（第2/2页）

我们这样狠干了不知多少天，我们的井已挖到三米深。末后几天，水越多，挖来越加困难，只好借求外力，请来两个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下井得浸在水里。一般打井总在冬天，井底暖和。我们打井却是大暑天，井底阴冷。阿香和我担心他们泡在寒森森的冷水里会致病。可是他们兴致热哄哄的，声言不冷。我们俩不好意思表现得婆婆妈妈，只不断到井口侦察。

水渐渐没膝，渐渐没腿，渐渐齐腰。灌园的井有三米多已经够深。我说要去打一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忙的劳力之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点了打酒的窍门儿。我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说了个道理，讨得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了一个大“毒”字，旁边还有三个惊叹号；又画一个大骷髅，下面交叉着两根枯骨。瓶里还剩有一寸深的酒。我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二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一路上只怕去迟了那里的合作社已关门，恨不得把神行太保拴在脚上的甲马借来一用。我没有买酒的证明，凭那个酒瓶，略费唇舌，买得一斤烧酒。下酒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可吃的只有泥块似的“水果糖”，我也买了一斤，赶回菜园。

灌园的井已经完工。壮劳力、轻劳力都坐在地上休息。大家兴冲冲用喝水的大杯小杯斟酒喝，约莫喝了一斤，瓶里还留下一寸深的酒还给厨房。大家把泥块糖也吃光。这就是我们的庆功宴。

挖井劳累如何，我无由得知。我只知道同屋的女伴干完一天活儿，睡梦里翻身常“哎呀”、“喔唷”地哼哼。我睡不熟，听了私心惭愧，料想她们准累得浑身酸痛呢。我也听得小伙子们感叹说“我们也老了”；嫌自己不复如二十多岁时筋力强健。想来他们也觉得力不从心。

等买到戽水的机器，井水已经涨满。井面宽广，所以井台更宽广。机器装在水中央；井面宽，我们得安一根很长的横杠。这也有好处；推着横杠戽水，转的圈儿大，不像转小圈儿容易头晕。小伙子们练本领，推着横杠一个劲儿连着转几十圈，甚至一百圈。偶来协助菜园劳动的人也都承认：菜园子的“蹲功”不易，“转功”也不易。

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短暂的集体劳动，一项工程完毕，大家散伙，并不产生这种感觉。脑力劳动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块儿去。在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

我能听到下干校的人说：“反正他们是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那是“他们”。“我们”包括各连干活儿的人，有不同的派别，也有“牛棚”里出来的人，并不清一色。反正都是“他们”管下的。但管我们的并不都是“他们”；“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也并不都是“他们”。有一位摆足了首长架子，训话“嗯”一声、“啊”一声的领导，就是“他们”的典型；其他如“不要脸的马屁精”、“他妈的也算国宝”之流，该也算是属于“他们”的典型。“我们”和“他们”之分，不同于阶级之分。可是在集体劳动中我触类旁通，得到了教益，对“阶级感情”也稍稍增添了一点领会。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莱，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省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散文集《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