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于中国（第2/4页）

连对于那样可靠的中国古籍，我们亦非必要根据它，因为历史亦是生在现前，观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迹，则我们还要也有那样的情意，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今之史学连眼前的中华民国亦不知，而说是资本社会，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他又如何能晓得“先秦史”？

如今他们只用一派科学方法，用石器铜器等来划定时代，用渔猎农牧手工业或什么业来划定社会，用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来制定历史的规律，要中国史亦依照西洋史。但中国史与西洋史虽亦有看来像是相同的地方，殊不知解剖人体与猿体马体，亦是大同小异，相异只在脑这一点，而注意到这一点的相异竟有这样的重要，倒是靠的先已知道了人是人而马与猿则不过是马与猿。今之史学家却因对中国无知，单来与西洋比并形式，以致文明与无明的一点极小而极关重要的相异之处，被归纳法的四舍五入舍去了。至于落后蛮族，那是发育阻碍了，我们的童年时不像他们。

许多方法皆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吶喊，而不知治史是要自己亦能生在历史里。孔子少时微贱，多能鄙事，与司马迁的多爱不忍，皆是能有世情的热闹，大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他皆能与他们生在一起，情遍慧遍，所以能是良史。即如西洋人，他们亦知不能单凭物证来治史，却先是用《旧约》的《创世纪》，后又用辩证法，以神意与哲学来补成史学。但耶和华或世界理性皆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存在必是不可知的或知之不能尽的，故不断要靠新发明。中国则有我们自己的史学，治史可以好到即是历史自身的开物成务，是历史自身的“以观于天下”。此即中国史学除了技术还有道。

但亦要有好的历史才能有好的史学。西洋人对他们自己百年前的东西已觉其古，把古代与中古，近代与现代分得很开，是因他们的历史经不得劫就毁灭，一路否定下来的，故有这种隔世之感。在西洋惟数学不被否定，但于他们的史学仍无益，因为数学不能代替人事。中国人却能觉得汉唐乃至三代亦分明如同今天早晨的事，中国史学之不迷失，乃因汉人的历史自身从来不曾迷失过。

历史上的远事，西洋人把来歪曲成神话，中国人则有朴素平实的传说，如盘古用斧开辟天地，与有巢氏隧人氏的传说，以及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皆不俟证据而成立。中国传说里还有混沌未开时，地在天宇中如蛋黄在蛋清里，及天皇地皇人皇的顺序，天皇氏最长，二十万年以上，地皇二十万年以下，人皇四、五万年，连这些亦皆有个缘故，比耶和华在七天里造天地万物的神话好。

中国的这种传说向来是流传在民间，很晚才被缙绅先生们所采录，并不是很晚才被捏造出来。即如今日，民间百作工匠有尊卑，木匠比裁缝是长辈，而铁匠又比木匠尊，石匠最尊，乡下人家若请一班匠人做生活，吃饭时石匠坐上位，余人毫无二话。石匠之尊，正是人类最初用石器的记忆。中国所以会出吴季札、孔子、司马迁等良史，即因他们是生在这个有史德史识天才的中国民间。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最好的史“国风”本来是民间的风谣、吴季札即以之观史。

治史是要有史德才亦能有史识的。西洋人对他们自身都阻隔，对别人当然更没有亲情，又如何能知史？他们入境先问神，再则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人，是故巴比仑与埃及这样接近，记载对方的文献却只有通商条约的那块石刻。希伯来人在巴比仑埃及皆长期住居过，而《旧约》里对这两个异邦的知识竟非常贫乏，还有对于经常与他们冲突的尼尼微人及以阑人亦如此，而《新约》里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载亦没有更多一点。希腊人是对于同在爱琴海的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战争抢劫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话与史诗了。雅典的一个史学家旅行巴比伦，惟惊羡于那里的一粒谷种可结二百粒。

此外从罗马帝国留下的史籍里，只可晓得罗马本土，关于其属地的情形，则记载的只是属地而无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还那样无知，以致几次十字军沿途糟蹋生命。其后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里只见象牙与奴隶掠卖，把来放火杀戮得精光，弄到后人无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时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图都是黑影，像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荒昧里有傲慢与恐惧。便是问现在的英国人，他们统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对于印度仍只有早先东印度公司的那种知识，不过是调查统计得更详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