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歌颂型』和『讽刺型』

说到春节晚会的节目，我最熟悉的是相声和小品。

相声和小品是每年春节晚会的重头戏。

这两个品种搞好了，歌舞戏曲总差不到哪儿去，整个晚会就算基本成功了。

反过来说，如果相声、小品砸了锅，就算歌唱得再好，舞跳得再好，节目串联得再好，整体设计得再好，也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这几年春节晚会的不景气，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相声的不景气关系极大——小品前两年还行，这两年不知怎么也跟着相声一起往下走了。

究其原因，恐怕因为它们都属于“讽刺型”的艺术品种。

说实话，我至今都不明白，许多相声小品的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相比并不逊色，为什么要简单地分为“歌颂型”和“讽刺型”呢？——这种奇特的分类法是相声小品所独有的，从来没有人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这样分类。

——《红楼梦》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红高粱》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茶馆》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离骚》是“歌颂型”还是“讽刺型”？

从来没人问。

就是有人问也准保没人理——有病呀！

凭什么我们的相声小品就该在这“歌颂型”与“讽刺型”中间绕来绕去，绕了四十多年还没绕出来，而且还准备一直绕下去呢？

也许，因为别的艺术的内容都比较复杂，而相声小品内容都比较简单吧？

那么，一旦当相声小品的内容也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是否就应当自动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呢？

远远没有。

是的，远远没有。

至少，在春节晚会上，这种分类法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盛的。

一段相声如果被确认为是“歌颂型”的，简直可以一路绿灯，一帆风顺。姜昆李文华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姜昆唐杰忠的《照相》（不是《如此照相》，那属于“讽刺型”），刘伟冯巩的《虎年谈虎》，侯耀文石富宽的《戏迷》，李金斗陈涌泉的《送春联》，还有常宝华等人的《相声联说》，莫不如此。

倘若是“讽刺型”的嘛，当然啦，也不是不让你上春节晚会，还要看你“讽刺”的是什么。讽刺个吹牛皮啦，说大话啦，吃喝风啦，高消费啦，要赞助啦，乱收费啦，赌博耍钱，超生超育，小商小贩，缺斤短两……一句话，小打小闹的，注点意，也还行。若是涉及到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世风日下，党风不正，以权谋私，认人唯亲，社会弊端，热门话题……对不起，要通过审查，可就难上加难了。

春节晚会上许多相声和小品的遭遇都是现成的例子：

《宇宙牌香烟推销员》——“我们国家的香烟现在刚刚有了少量出口，这样一搞，弄不好要影响创汇呀！”

《羊肉串》——“朱时茂作为工商执法人员，怎么能随便吃个体户的羊肉串呢？尽管是被迫的，也是违反纪律，容易让人对工商人员产生误解。”

《虎口遐想》——“小伙子临死以前说要把什么老虎吃人的录像卖给外国人去赚外汇，这好像不大合适吧？当前有些同志对改革开放就是有情绪……”

《主角与配角》——“两个演员一会儿是八路，一会儿是特务，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是叛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不大严肃吧？”

我们再以1992年的春节晚会为例：

——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是“讽刺型”的，主要讽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什么的，在工厂为工人同志们演出很受欢迎。段子的基础相当不错。后来不知怎么，审查来审查去，毛病越挑越多，最终给“毙”了！比如一位领导说：“到长白山买猴？不可能！我在吉林工作多年，长白山根本不出猴嘛！”其实，“买猴”这一事件本身在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夸张、变形、荒诞都是“讽刺”的常用手法，人家讽刺的是公款旅游，明明那儿不出猴你偏要去买猴，这就是公款旅游嘛！《买猴新篇》被枪毙以后，演员和作者又奉命赶写了一段“歌颂型”的《小站迎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回领导审查时还没看到一半儿就连连鼓掌，连连点头，一致通过，一次通过，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牛群冯巩的《电视批评》是给电视台提意见的“纪实性”相声，属于所谓“小骂大帮忙”一类。这个题材事先征得了晚会剧组和电视台领导的同意，他们和作者还走访了电视台的各个部门，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观众的各种意见。节目出来后，几位领导可就有点儿吃不准了：你给少儿节目、给体育节目、给动物世界你提什么意见都不要紧，给《新闻联播》怎么提意见？“新闻联播的主要缺点就是太短，半个钟头哪够呀，三个钟头才好呢！”这像话吗？“新闻联播不是接见就是会议……”你说谁呢？“新闻联播年年都有点儿雷同，一月开门红，二月迎新春，三月学雷锋，四月悼先烈，五一颂劳动，六一唱儿童……”你赶紧给我打住吧！趁早儿，别麻烦，换节目！新节目叫《办晚会》，虽然也是“讽刺型”，小打小闹的，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