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相声（第2/2页）

在历年的春节晚会上，相声都是最受观众欢迎，也是最难搞的艺术品种。春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晚会的基调一般都是团结、奋进、欢快、向上——虽然历年的提法略有出入，但大致如此。这种基调本身无可非议，而且对音乐舞蹈更为适宜，载歌载舞，喜迎新春嘛！相声就难了，虽然也可以沾个“欢快”的边儿，但毕竟是讽刺艺术，讽刺到你头上你还能“欢快”吗？

就以1989年春节晚会为例，我准备了三段相声：姜昆唐杰忠的《特大新闻》，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笑林李国盛的《海岛遇难》。这三段作品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和排练试演都达到相当的水平，但最终一个也没有上去。其中《特大新闻》是我和姜昆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在春节晚会上播出的希望十分渺茫而主动给了元旦晚会，后来赶写《捕风捉影》则是仓促之作了。《小偷公司》在彩排时曾被认为是当年晚会上最好的相声，因为主题比较尖锐，几经反复，最后还是被拿下。《海岛遇难》的下马还有其他原因，但也与讽刺揭露有一定关系。

后来牛群冯巩演的是《生日祝辞》，拿老太太开心找乐；笑林李国盛演的是《别挤了》，连说带唱地宣传计划生育。主题倒都是健康向上，但恐怕没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一年后《小偷公司》在《综艺大观》栏目播出，观众的反响十分热烈；同时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获得了该刊的优秀作品奖——这至少说明它在政治上没什么大问题吧？

如此说来，相声创作还要不要体现“时代的主旋律”了？当然要。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每个时代的文艺也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不管作家本人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他的作品都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都只能是构成这个时代文艺旋律的音符，无数位作家，无数篇作品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艺的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是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自然形成的，而并非是由什么人登高一呼就立刻出现的。况且，除了主旋律之外还有副旋律，还有次旋律，还有别的五音六律，否则还叫什么音乐？就算文艺的主旋律主要是正面歌颂我们的时代，绝大多数相声作品由于其讽刺揭露的功能而无法划入这主旋律的音符之中，那它们也仍然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正如前引那位负责同志所说：“揭露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可以起到和正面教育一样的作用。”

在今年的春节晚会上，我和姜昆也准备了好几段相声，其中有一篇《怪圈》是在去年全国相声大赛中经十几位专家无记名投票获得创作一等奖的，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质量也是不错的。但晚会有些同志出于好意提醒我们：你们连续五年的作品都是讽刺揭露型的，今年还一定要上这样的作品吗？应当承认这种提醒是有道理的，这几年社会上对我们的创作也有一些议论，我们又远没有达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那样的超凡境界，几经反复之后，在晚会直播前的一个星期，决定改上《美丽畅想曲》。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这样仓促上阵，节目的质量当然是很难保证的。

有人问我：你们这段相声到底是写什么的？说真的，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原来是想说明人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不能失去真实、失去自我、失去本来面目，现在这层意思倒也还有，只是被大大地冲淡了。追求美总是正当的，应当正面提一提嘛！整容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恐怕不能成为讽刺对象吧？假如有些同志整容没有做好，留下了缺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用这段相声去刺激他们是否合适？

——你能说这些提醒是不必要的吗？年初见到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谈起《编辑部的故事》，他说：有一集写了一个不好的小保姆，还要陪衬一个好的小保姆，可见作者用心良苦啊！他老先生不知道我们写相声的用心比这还要良苦得多，非把一段锋芒毕露的相声磨得八面玲珑不可。

当然，文责自负。我们的相声创作无论成功与否，主要责任都在我们自己，不能推给外界。这里，我还想为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领导同志都是文艺的内行，也是作者、演员的好朋友，只是春节晚会的担子太重了，观众的期望值太高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太大了，他们不得不谨慎小心才行。上述使我们困惑的问题，也正是他们所困惑的，这些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在困惑中摸索着一起前进。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

什么时候，相声才能从这困惑中挣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