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相声（第2/3页）

这些作品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相声艺术将来的光明前景——正如鲁迅所说：“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青年相声工作者加入了相声革新的大军，马季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马季这一时期的创作以“歌颂型”（这一提法是极不科学的，这里姑且用之，所谓“吾从众”）相声为主，代表作品有《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登山英雄赞》《画像》等。这些作品运用传统相声的手法和技巧，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特色，在当时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看来，这种“歌颂”虽然难免有点儿浅白直露，但联系到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候，我们对作者这种创作的热情、革新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和艺术的实践，仍然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在“文化革命”的十年中，相声创作基本上陷入了绝境。

在“文革”后期，虽然出现了一批像《友谊颂》《红梅赞》《线路畅通》这样的好的、或比较好的、或大体还说得过去的作品，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是大大倒退了，甚至出现了一些迎合错误的政治需要、在思想上有严重失误、在观众中有不良影响的作品，出现了一些诸如在相声中加进忆苦思甜内容的这样根本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的相声艺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不仅迅速由北方曲种扩展到全国，而且几乎迅速成为最受全国观众欢迎的艺术品种之一，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程度之深，不仅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也是许多专业工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这一时期的所有优秀作品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揭批“四人帮”和揭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这两个主题，前者如《帽子工厂》《特殊生活》《舞台风雷》《如此照相》，后者如《假大空》《不正之风》《财迷丈人》《霸王别姬》，或揭发，或声讨，或讥讽，或批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作品喊出人民群众压抑多年的心声，演出时观众的反响极为热烈，剧场中笑声掌声连成一片，这种盛况在相声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究其原因，除了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还应当归功于相声自身的讽刺功能。

相声本来是一门以讽刺见长的幽默艺术，但这一长处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中有多种原因，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找不到或找不准讽刺的对象。

前面提到，传统相声中的讽刺经常表现为演员间的自讽自嘲，这就很难激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而建国后的相声作品由于面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讽刺起来难免缩手缩脚，虽有少数“对敌斗争”的段子，如《美蒋劳军记》，由于距离观众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也就很难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现在不一样了，“四人帮”作恶多端，亿万人民都深受其害，再加上十年的文化专制，有话不敢说，积郁于胸——即如火山爆发！

况且“四人帮”又属于“敌我矛盾”，怎么讽刺也不为过，甚至传统相声中的一些早已废弃不用的尖酸刻薄、侮辱谩骂的手法也都拿来用了，当然是痛快淋漓。

至于不正之风，也是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而且这类讽刺作品更贴近生活，有着更直接的现实意义，虽然在分寸上要适当把握，但还不至于捆住手脚。

如果说，建国后至“文革”前的相声革新，以出现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型”作品为主要成就，那么，当相声进入了“文革”后的黄金时期，“讽刺型”作品就明显地占据上风了。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相声艺术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从表面上看，相声已从它的高峰时期跌落下来，又受到喜剧小品、流行歌曲和其他新鲜玩意儿的四面夹击，显现出一种不景气的状况；而实际上，相声正在从传统的束缚中艰难地挣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在进行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

在思想内容上，摆脱了建国后相声创作人为地分成“歌颂型”和“讽刺型”这样两种简单的类型，而转向以幽默的笔调来描绘人生百态、反映社会心理和揭示社会问题，这也是延续传统相声“市民生活风俗画卷”的优良传统，只是由自然主义的描摹变为现实主义的描绘，因而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具有表现力。

较早的一篇《威胁》，通过父与子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诸如如何进行子女教育、如何树立家长权威、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作品还残存着某些说教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