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几位大腕儿

马三立的『文哏儿』

如果在中国相声界论资排辈的话，马三立无疑是健在者中辈分最大的了。侯宝林该叫他师叔，马季该喊他师爷，至于姜昆冯巩等辈，都该尊他为师祖了——当然新社会不讲究这个，我们一般只称他“马老师”“马先生”或“马老”等等。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要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难为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我看这段描写真是了不起的意识流！一个人由写小说想到挣稿费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居然仿佛听到邮递员喊他领稿费的声音！尤其马先生在表演时把那句“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喊得此起彼伏，让观众乐不可支；而最后这位未来伟大作家的理想不过是用稿费买一顶棉帽子戴，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绝倒！

马先生平时说话也极其幽默，甚至你根本弄不清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次相声界在大连开会，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做了精彩发言：

“……我就说一条儿，咱们到了海边儿可不准背着领导下海游泳，回头有个大事小情的可没人捞你去。咱们得让领导放心，让领导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事后我和姜昆越琢磨越可乐：“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那他们当领导的可太省心啦！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中国某些现象的真实写照吗？就连马三立先生本人，在1957年，不也是因为领导一不高兴，就被打成右派了吗？后来有一阵和领导接触时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弄得领导哭笑不得：“部台领导对这段相声提出的修改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同意同意。”

“是不是有点儿勉强，有点儿不高兴？”

“没有没有，我们是怕您不高兴，您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就是在大连会议期间，赶上马三立先生有一天高兴，专门为我说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一段传统柳活儿（以唱为主的相声），而马派的表演“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来贯穿包袱。

按马先生的分析，相声中的甲好吹，虽然也会几出戏，但把自己吹得无所不能，所以在台上硬挺着“钻锅”（不会唱蒙着唱）；而乙是一位票友，极想有机会票一出，所以才逼着甲跟自己一起唱——

乙：那要不咱俩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甲：黄……黄什么楼？

乙：《黄鹤楼》呀！

甲：黄……（怀疑地看乙）这戏有你吗？

乙：我当然有啦！您有没有？

甲：我……你就甭管啦！

乙：什么叫甭管啦，您倒是有没有呀？

甲：我，我……

这时观众自然能体会到甲的外强中干，发出会心的笑声。而有些演员不注意把握人物性格热衷于“鲁肃——打卤面”之类的“外插花包袱”（脱离人物、情节而设计的包袱），这样就容易把整个段子演得轻飘飘的。还有些演员把握不住乙的性格，把乙设计成为“醒攒儿”（即心里明白）而故意戏弄甲，这样也会大大影响这个段子的艺术效果。

马三立先生年龄虽大，辈分虽高，但并不保守。他近年来就根据西方幽默改编了不少新段子，而且非常成功。他对我近年来的相声创作（照一些相声前辈看来我的相声创作是离经叛道的）也非常关心，曾对我表示：“如果你给我写一段《虎口遐想》那样的段子，我也能说！”马三立先生年过七旬，对待艺术仍然这样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革新，不断进取，令我非常敬佩。

近日，天津的相声前辈杨少华先生来京演出，行前，马三立先生特意关照，你的相声风格比较旧，到北京可以去看看梁左。通过与杨先生的几次交谈，我体会马先生并非仅仅是让杨先生来我这里增加些新的东西，也是为了让我从杨先生身上学到更多的传统相声手法与技巧，使我的相声创作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