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我把整个的自己慷慨地献给了文学（第2/3页）

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冰，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

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

原来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个小本上写什么。原来那主任此行，是来搞调查的。与白房子毗邻的吉木乃边防站，连续三年跑过去三个士兵。其中有一个河南兵叫尤胜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训练营被训练成特务。后来的两伊战争，有个乔装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国际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国国境刺探情报时，被我方战士在边境线上击毙。——但是据最新的说法，他并没有死。前几年新疆开乌洽会，他还来过，身份是俄国商人。是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告诉我的。他说有关方面请他去辨认，他隔着玻璃窗，一眼就认出了他。

话说，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一个小小边防站里，在这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

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他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编辑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四十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膝盖，才慢慢地睡着了。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一百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诗，标题叫《组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两首是《装蹄员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九月九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合阳兵，是个马倌，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

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这包裹将由别人代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一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

我接到杂志大约在十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两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那两捆杂志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

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是别人送给他，他又寄给我的，因为上面有作者的题签。这些书有李瑛的《红花满山》，纪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蓉、杨牧、章德益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克孜勒山下》。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