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2/2页）

也许与“江湖”相对应的词汇叫作“庙堂”。北宋的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话大约是说，一个文化人，当他身居朝中，侍奉人主左右的时候，他为天下黎民百姓的生计而忧虑，而当命运将他打发到天边，远离中心的时候，他仍为朝庭分忧解愁，不敢令自己懈怠片刻。

范仲淹对江湖的说法算一种说法，不过，它似乎还应当更朦胧一些，更深厚一些，更独立化一些。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几千年来，一直就在庙堂与江湖两个极点上来回跳跃，充满纠结，而这种跳跃和纠结的根源，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孔老夫子为文化人带来的。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孔老夫子对他之后的文化人的一种指向和企盼。每一个文化人，当他进入私塾开蒙的第一天起，就抱有这样的志向，文化人将笔头子练好，武人将武习好，然后像一件商品一样等待帝王家来召唤、挑选。如果有幸登堂入室，那么他应当一直走下去，封王封侯，鞠躬尽瘁。如果帝王家不赏识他，或者中途抛弃了他，那么好了，他终于解脱了，那么就将自己一个金贵的身子，遁迹于江湖，忘情于山水，大隐大藏起来吧。

这是东方文化几千年来的一个士大夫传统。西方文化中没有这个概念。西方古典哲学从孔老夫子死去十年后出生的苏格拉底开始，他们是一种独立文化人传统。苏格拉底是殉道者第一人，在他之后长达两千四百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长长的殉道者名单。

所以中华文化传统与欧美文化传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叙述中，从未有独立文化人这个概念，而那些孑然一身，以物我两忘为标榜的大藏大隐，其内心深处，一直等待着终南捷径上的信使抵达。

一位年轻的编辑，自北京而来，提出要为我出一本书，市场化运作。这样，我请他坐到我的电脑前，将我这几年来的涂鸦文字一一搜出。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六十岁以后写的。人到了这个年龄段，自感到来日不多了，所以当说则说，当骂则骂，少了许多的顾忌，往日一些犀利的思想，此刻也不再掩饰，而是口无遮拦、一吐为快。

书名最初想的就是《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的话。庄子前面还有那么几句：“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真是一个一生都有故事的人，我特别喜欢他。有个《庄子梦蝶》的故事，是说庄生午睡中，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后，人还没离床榻，却发现头顶上有一只蝴蝶在翩翩起飞。庄子自言自语道，那只飞翔的蝴蝶是庄子变的呢，还是躺在床笫之间的庄子是蝴蝶变的？笔者总觉得，以庄子后来的那些荒诞的行径、怪异的思想来看，真的庄子早已变成了蝴蝶飞得不见踪影了，而混迹于尘世间的那个庄子，其实是那只蝴蝶呀！

后来我还想将这书名叫成《左脚在庙堂，右脚在江湖》。之所以选这个书名，是觉得其实笔者自己，一生中也一直在这两端左右盘桓不定。或者用现代人的话说吧，一只脚在体制里，一只脚在体制外。后来编者讨论了以后，怕这个书名有歧义，所以放弃。

编者还曾经想到过个书名，叫作《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这个书名也好极，它是说老高在垂暮之年即将到来之前，以文学的形式，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故乡的道路，通往老家的那一片紫色苜蓿花盛开的乡村公墓的道路。

书名只能有一个，因此这个好书名也只好放弃。最好的书名是什么样的呢？当人们问美国小说家《玫瑰之名》的作者，为什么给他的书取这么个名字呢？他说，不要给书名以太多的负荷，书名的全部的唯一的目的，其实只为一件事，那就是为了引起读者阅读这本书的兴趣。

记得十九年前，第八届全国书市在西安举办，一群书商来我的寒舍。说起书名，一位书商对我说，将二百本书平摊在书摊上，那第一个跳出来的书名，就是最好的书名。

以上是我为《相忘于江湖》做的序言。拉拉杂杂地说了许多。戏迷们爱说一句话，叫作（开场）锣鼓长了没好戏，那么我就歇口吧。

末了我想说的是，我感恩于文学。文学令我放大。文学令这个卑微的人，无足轻重的人，总是远离尘嚣、害羞地躲在一个角落里的人，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向世界发出聒噪之声，并且在他死后，这聒噪之声大约还会在空中回旋上好一阵子吧！

2017年5月1日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