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第3/4页）

陈寅恪一生经过了20世纪中国的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政治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陈寅恪却以高度的道德勇气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面对喧噪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都能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有时“迫于事势，噤不得发”，但他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s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他的挚友吴宓晚年在日记中称赞他道：“寅恪尼之思想及主张丝毫未变，致仍遵守昔年4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当时正是陈寅恪遭受学术批判之后。面对一大堆“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大帽子，陈寅恪的态度是“剩有文章供笑骂”，“老来事业未荒唐”。这种学术事业上不媚权势、流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独立之概，在当今世风浅薄，八面来风的时代，对聪明人颇多的文学史研究界，是很有一番警醒作用的。而对那些一如既往坚持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的文学史学人，理应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陈寅恪学术精神以“独立”二字为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一种思想家的境界。他有着对整个中国文化问题的通盘思考，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任何外来思想着不经中国化，最后必“归于歇绝”。他认为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并推断未来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怀着“通古今之变”的治学态度，陈寅俗的学术活动始终是与时代风云暗相呼应的。但他的关怀现实，是以不歪曲历史材料为绝对前提的，绝不是那种穿凿附会的打着“古为今用”旗号的御用史学。他说：“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陈寅恪对时代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终生不渝。但这种关心和热爱，又是超越狭窄的民族主义的。他能够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客观看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各社会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融合，这样的学术态度在今天也仍然称得上是现代的。反观当前的文学史研究界，就事论事的现象，一切以西方观念为标准的现象，以至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的现象都存在着。文学史研究应该从陈寅恪那里懂得这句话，没有境界追求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前途的。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其学术精神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对文学史研究更有直接启示的，则当推他的学术方法。

历史阐释有一个几乎是永恒存在的矛盾，即从局部到整体与从整体到局部的解释循环。陈寅恪被认为是“重新打通了诠释循环圈”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是由于他的治学方法既不是堆砌材料在先，也不是鼓吹观念在先，而是在熟知大量材料后，提出问题在先。他总是能从纷繁错综的历史库存中敏锐地发现疑点，发现问题。他的著述总是从问题开始，围绕问题展开，以解决问题结束。问题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学术的问题，但往往又同时即是现实的问题，这里就表现出陈寅恪过人的史识。这种史识恰是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所匮乏的。许多文学史著述只是围起一块地来东挖西掘一番，不知为什么要围这块地，也不知为什么要这么挖那么掘，结果是只有研究对象而没有研究问题，纵使洋洋万言也只能是无的放矢。

陈寅恪学术方法的又一优点是能够做到考据与义理的辩证结合。陈寅恪继承了乾嘉朴学和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传统，其大部分文章都充满了纠正谬误、考求本事、别条异说、对勘互证、增订补遗的内容，粗看上去似乎是纯粹的考据之学，但他能够把自己的史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的考据，是为其义理服务的，能够在他的问题摄统之下，自成体系。所以他能够做到“从史实中求史识”，把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地。而当今的文学史研究，则多是充满了空疏的“义理”，几乎谈不上“考据”。治古代文学史者对音韵、训诂是一知半解，治现代文学史者对材料的使用也极为轻率，有时连版本年代都不加考虑。陈寅恪的取材原则是“宁详毋略”，而今许多文学史著述仅凭三两条材料有时甚至是孤证就妄下断语。再加上互相援引、以虚传虚，其中的水分就可想而知了。离开了“考据”的“义理”，恐怕是连“自圆其说”的学术境界也达不到的看来，对有些文学史研究者是有必要重提“文书须先识字”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