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通俗的小说（第6/8页）

从生存气氛上看，沦陷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压迫和控制先锋文学，宽容和放纵通俗文学，使先锋文学生存得比较艰难，而通俗文学则比较舒畅。虽然统治者并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但从一般文学出版物的处世姿态上，可以找到明显的根据。

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除了公开为统治当局歌功颂德的官方色彩较浓的以外，大多数刊物都断然回避政治，毫不隐讳自己的胆怯。

《大众》月刊的《发刊献辞》说：

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饨，亦觉不忍再谈。

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

这里的“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正是对当下境况和具体问题的逃避，而像武侠和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恰恰是“永久性”和“日常性”的最佳载体。这篇献词接着说：

我们的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如骂我们低级趣味。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两种高压：政治的和良心的。而要在这两种高压的夹缝中求生存，便免不了要违背“时宜”和降低“趣味”。所以，各刊的征稿导向大都在矛盾痛苦中强求自圆其说，而其不涉政治的声明则宛如一种低声的控诉。如《大众》的《征稿简章》说：“赐稿如有涉及政治，不便刊载者，请于一个月内取还。”《小说月报》向职业青年征文的简约说：“凡攻击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响地方治安者，虽佳不录。”这不正是当局文化政策的折射吗？

于是，各种刊物上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明星行踪，消遣时尚，乃至性病用药、嫖界指南，烘托出一片“繁荣”气氛。这样的氛围，正适宜通俗文学畅快呼吸，而先锋文学则不时感到捉襟见肘，甚或举步维艰了。

第二方面，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也已相当成熟，内部的惯性加强了其勃兴之势。

通俗小说在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痛击，被打得近乎哑口无言，毫无还手之力。但是通俗小说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仍然野火春风般生长着、蔓延着。如果从销售量上看，就更能感觉到其旺盛的生命力。瞿秋白在《吉诃德时代》中说“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而通俗小说普普通通就能发行十来万，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是相当可观的。新文化运动余音未歇，通俗小说便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狂潮。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上海《红》杂志开始连载，直至1927年告一段落，五年间盛传不衰。时隔一年，1929年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连载，再次引起轰动。接着，一大批通俗小说大家崛起，除了“南向北赵”，更有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等名扬四海。到抗战之前，通俗小说巳经是兵强马壮，佳作如林，虽有先锋文学的竞争与排压，但已无碍其游刃驰骋了。及至沦陷，这股勃兴势头有进无已，直到后期才渐渐减弱下去。

通俗小说自身的顽强发展还表现在文化工作者们开始对通俗小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设。

丁谛在《小说月报》1943年5月号上发表一篇《文艺创作的动静》，最后一段说：

静默的时候不是静默，她孕育着未来的高潮。在颓废的时候，文艺家应该静静的把握着这个停滞的时代，并且，配合着时代文化的整体，批评她，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段话的弦外之意是很值得琢磨的。像丁谛这样的通俗小说家并没有在苦闷的时代里颓废下去，而是静静地观察着、工作着，用奋斗来迎接“未来的高潮”。在通俗文学的问题上，当时就很正式地举行过颇具规模的讨论。北方的《国民杂志》专门讨论过“色情文学”，对与通俗文学关系很密切的所谓“色情文学”基本上表现了比较宽容的姿态。如楚天阔认为：“不能因为有一点色欲的描写，就否定了这作品的艺术价值。”耿小的表示：“我不反对性的文学，但是它须要写得有意义。”杨六郎提出色情文学到底是文学中的一个支流，哪怕是一小支，而总不能说这一小支不是文学，不是艺术。”公孙燕则大胆地断言：“色情文艺发达期，必是国民教育的比例提髙期。”王朱则干脆把《查泰莱夫人》开除出“色情文学”的行列，因为“作者太过于胆怯，又想写，又害怕，鬼鬼祟祟同时还又要充假面具圣人，我真的替他叹息！”这些瑕瑜互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乏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