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四博士（第4/5页）

阿忆的首级，是早早就被我看出长着反骨的。刚上大学那会儿，阿忆不在我们宿舍。我一听此人名叫周忆军，便断定他是个干部崽子。不知为什么，我对名叫王解放、李抗美、赵文革的人，天生有一股反感。近年又有人叫朱柯达、刘富士，还有个女作家叫舒而美，气得我真想改名叫孔雀胆算了。然而周忆军虽经证实的确系干部崽子，却天天跑到我们宿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终于有一天，他和我们宿舍的资产阶级诗人臧力走马换床，混进了我们班的“党中央”。

周忆军一米八〇多，生得髙而不耸，文而不弱，白而不嫩，英而不俊。经常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朴素又干净。家居北京，他却只在周末才回去，他对集体生活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班虽然才子成群，各省的状元榜眼探花不计其数，但一是个性太强，所谓“英雄不受羁勒”；二是男女授受不亲，都等着异性主动来勾引自己；三是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北京与外地同学之间还缺少磨合，因此集体活动不太容易开展。周忆军以他极为合群的好脾气，成为我们班各个“组群”之间的纽带。他可以沟通城乡，沟通朝野，沟通南北，沟通男女。他简直成了我们班的“五通大仙”。

我对待干部崽子的态度是：有出身论，不惟出身论，重在表现。从周忆军的表现，我发现他身上蕴涵着我们工农兵才有的高贵人性。他不讲究物质享受，从不以不吃某种食物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和娇嫩。他吃起饭来一副馋相，吃到高潮时，还摇头晃脑吧唧嘴。看到别人吃饭时，他经常像小孩似的说：“给我一口！”一口吃下去，馋虫上来了，“再来一口！”连吃几口，欲罢不能了，“干脆，我都吃了，你再去买吧！”周忆军最爱吃鱼头。有一阵，北大学三食堂经常卖红烧鱼，6毛钱能买一条小的，8毛钱能买一条大的。周忆军当然是买大的，但发现别人买的小鱼身子虽小，头却比他的大，便说：“拿过来！咱俩换。谁让你的鱼头这么大！”不仅如此，别人吃鱼时，他还软硬兼施地请人家把鱼头剩下留给他。后来大家成了习惯，吃完鱼就把饭盆递给他。再后来，只要听说食堂卖鱼，周忆军就不去买饭了，他积极鼓动别人去买鱼，自己坐在蚊帐里一边敲着饭盆，一边唱着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把“问讯吴刚——何所有——”唱成“问讯吴刚——红烧鱼一一'，那“红烧鱼”三个字，用婉转的评弹唱出来，真是香喷喷、油汪汪的。唱得口水直流时，弟兄们买鱼归来，用勺子切下鱼头，往他的饭盆里一堆，周忆军激动得差点“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住在一间大宿舍，同室十个人，只要有一半人实鱼，就足够周忆军纵欲了。但他还贪心不足，经常巡视别人的饭盆，谴责道：“你为什么不买鱼！”因此我称周忆军是“鱼肉乡里”。又因为不管别人吃什么饭，他总爱“雁过拔毛”地剥削几口，我又叫他“周扒皮”。

有一次，我用小勺托着一个大鱼头递给他，不小心一晃，鱼头掉到暖气片后边了，周忆军连连摇头叹息。好在还有别人的鱼头，当时也就没太在意。过了两天，周忆军饱暖思鱼头，而食堂又不卖鱼。他灵机一动，爬在地下，把暖气片后边的那个鱼头钩出来，洗巴洗巴吃了，这大概是他所吃的最香的美味了。到了90年代，阿忆博士宣称，以后再也不去高级酒楼饭店，要天天牵挂希望工程云云，读者们唏嘘感动，还以为他有多么高尚呢，其实这家伙本来就是吃鱼头的命。他属于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的人，酒楼饭店有什么好吃的？花钱买胃病而已。最难忘，暖气片后老鱼头，为解馋，英雄忍低少年头，世间百味皆粪土，青春一去不回头，多少当年流水事，都随晚风到心头……

周忆军吃饭不讲究，穿衣也乱来。他家里给他做有许多“冠冕”的衣服，但他好像很早便懂得“简单就是美”的道理，常常穿得跟崔健似的。夏天是军装，冬天穿一件“屎黄色“的军棉袄，不爱系扣，腰间用绳子系住，头戴一顶狗皮帽，要不是生得白净，就跟《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差不多。春天很暖和了，他还捂着那件棉袄。有一年，他发誓要坚持到五一再脱棉袄，结果清明节就捂出了痱子，只好乖乖地当了脱星。毕业那年，我借穿他这件棉袄去报考研究生。那年北京市统一在人大的一个大厅里报名。我本来就长得像东北“胡子”或抗日联军，穿着这件用草绳捆住的棉袄，又故意说一口赵本山式的土话，报名站的人员都奇怪地看我。我看出那眼神是在说：“这个农村万元户真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读研究生。”他们迅速给我办了各道手续，恨不能我早早离去，结果忘了收我的10块钱报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