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红尘《90年代高校文化巡礼》序

在人类家园日益萎缩的今天，如果一定要找一方相对的净土，恐怕多数人会选择校园。校园里有神圣的真理，儒雅的语言，健康的爱情，真诚的奉献。

然而，所有这一切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但并不能永远抵御雨打风吹，“留得残荷听雨声”的遗憾是人所共知的。校园并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离的一个观察室，校园与社会之间插满了连通器，社会上风吹，校园里草动，社会上杯弓，校园里蛇影，校园不但可以成为社会的晴雨表，校园自身其实也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所以，校园里红尘拂动甚至滚滚，都是不必莫名惊诧的。只不过处在不同的时代，校园的“净污度”亦各自不同罢了。

90年代中国高校“净污度”为几何，稍为知情者都有一本明细账。但是确定这个分值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给一个时代打分的工作还是由后人去进行更为适宜，当代人最重要的义务在于，给后人留下尽可能真实、全面、客观、典型的资料和标本。这是本书编撰的宗旨，也是它的难点所在。本书力图让20年、50年后的大学生们知道，在20世纪最后一段岁月里，中国的大学处在什么状态，学者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大学生们在为什么而兴奋，为什么而忧愁，为什么而焦虑。尽管学者和大学生的价值还在不断“跌盘”，但仍须承认，他们还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从这些精英的苦乐悲欢中，或可折射出9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的“红尘大势”。

高等学府是学术思潮的策源地。90年代的学术氛围散发出浓烈的“江湖气”，彼此吹捧，竞相叫卖，互挖墙脚，争打擂台。江湖气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春秋战国的学术也是江湖气颇浓的。问题在于江湖也要有江湖的规矩。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每个人的命运将更多地由自己来掌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江湖化是不可避免的。江湖规矩的重建，不可能也不宜于依赖或延续以往的政权体制格局，它除了以经济文化实力作后盾外，非常需要某种伦理制约，学术界显然具有首先达成这一制约的优势。90年代“乱世学阀起四方，有笔就是草头王”，或许是制约达成之前的过渡阶段，但也不排除可能是一股逆流。低水平、低层次的争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表白，用人身攻击济言辞之穷的“杀着”，都使90年代的学术思潮更有表演性。表演性的学术非常容易借助愚众的看客心理而宣告演出成功，这比之借助暴君力量的学术更可怖，更容易彻底摧毁学术本身。因为暴君对学术的态度是互相利用，而愚众的眼中是无所谓学术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更积淀了对学术几千年的憎恨。他们兴高采烈地看到，那些以笔舌谋生的人“掐”起来了，所使用的拳脚与他们在市井中惯看的竟然十分近似。在一片喝彩的喧哗声中，也不乏若干宁静地带。但保持这种宁静似乎越来越需要定力，有人责问它“为什么不愤怒”，有人嘲弄它“已进入垂死的挣扎”，有人怀疑它“人还在，心不死”。当然宁静和宁静也不同，宁静也可以是一种表演，或者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其实一切表演和拒绝表演都是对现实发言的不同方式。对现实的批判、反抗、拒斥、回避、接受、迎合、欣喜、赞美，构成了“百家争鸣”的全局态势。但真正的“百家争鸣”，应当允许各家公平地生存，并且是出于自身真诚选择的生存。

拥有高深学术资源的大学校园，理当是高雅文化艺术的集散地。但90年代的高雅文化艺术，大学校园里确有几分“凌寒独自开”的意味。一般的大学生不读文学名著已不是新闻，就连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也有不少是通过突击“内容提要”来通过考试的。校园诗歌已彻底成为一种多余的东西，校园诗人则类似某种黑社会组织一样地生存着。“先锋诗歌”的“先锋”，已然失去了击刺的对象，在充满怜悯与惋惜的无物大阵中，漫无目标地挥舞着堂·吉诃德的长矛。少数真诚的守望者不但经常成为庸俗心理分析的对象，而且更由于一些欺世盗名之徒的假冒而在世人的心目中玉石俱焚。90年代校园诗歌所能完成的最后使命似已到了为下—世纪保留火种的地步，所谓“凝聚的火焰”或许能助使中国的先锋诗歌在“五四”之后重现一次“凤凰涅槃”。有趣的是，与校园诗歌形成对照，戏曲作为高雅艺术的代表在大学校园里受到了有关方面相当的重视。其实在80年代，北大等学校也曾有过戏曲爱好者协会一类的组织，也曾开展过许多演出和讲座活动，但那时“纯民间”的意味更浓，参与者并不以高雅文化的人流者自居，更没有“为往世继绝学”的保护大熊猫的使命感。90年代遍地开花的高校文化节中，烹饪、裁剪、美容等生活技巧都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一定比例，世俗的欢乐像川菜的香味一样飘荡在一幢幢教学楼和图书馆之间，这也许可以看做80年代相对来说姿态较高的文化鼓吹的大规模普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