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失败的微妙

我在生产一篇东西。

我拿不准题目叫“生命失败的微妙”还是“失败生命的微妙”还是“微妙的生命失败”。因为这三个词在汉语中皆为仄声音节，而且均是先平后仄，无论怎样“变构”，永远逃脱不了一种连续的跌落。你能随一连三脚的踏空么。

顾城写道：“这就是生命失败的微妙之处。”他这首诗叫《自然》，他自然地承受那种踏空。

说实话，十年前读顾城时，心里就充满了对他的诽谤。只是那时他在诗男诗女们心中好纯真好美丽，使我投鼠忌器。我从来不攻击朋友的妻子或情人，以示善良。

而今，顾城死了。不说死人的坏话，似乎是东西方唯一的共同道德。于是，善良的人们更有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死亡像一面煞有介事的党旗，庄严地覆盖着经过精心整容，涂抹了大量香料的躯体。我在吊唁的人潮里，寻找安徒生笔下那个多嘴的孩子。

有人说，海子的自杀是悲剧，到了顾城已变成喜剧。

有人说，顾城太自私，他居然杀死了允许他把情人带到家里做爱的妻子。

我教过的学生说，噩耗传来，伤心得“饭到口难往下咽，睡梦里心神不安”。

王安忆则在顾城死前一年就无所用心地说：“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岛上的顾城》，香港《明报》月刊1993.8）

我不赞同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诗人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性交，但不能因此就奉为性交大师。但完全抹杀诗人自杀的文化意义，抹杀其与诗的必然联系，把它单纯看成一个法律事件，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生物现象乃至一个病态案例，那么与前一种态度的天真对比，无疑是一种残忍。这种残忍所表现的看客心理，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至今仍是绞杀知识分子最有力的千寻铁索。

一个诗人“自绝于人民”了。法医、警官、土豪劣绅，贫下中农，都可以用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给个说法”，每个说法在上帝的办公桌上都是平等的。事实上，我们也正是生存于“说法”之中。而当我们也企图在众声喧哗里加入一份随喜时，那不过是一种说法，一种文人的说法。

顾城未必最好但却“流毒”最广的诗大概要算1980年的那首《一代人》，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凡是寻找光明的人，肯定是弱者，生命失败的讯号已经隐含在他的寻找中。他辜负了黑夜的赐予。能够得到一双黑色的眼睛，该多么幸运。他却怀揣无价之宝，去找乌托之邦。说什么“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好像挺喜欢黑色，他让阳光的瀑布洗黑皮肤（《生命幻想曲》），让灼热的仇恨烧黑躯体（《石壁》），然而当真的“黑夜来了”，他却急忙抛下了“新月——黄金的锚”（《生命幻想曲》），然后一本正经地“等待黎明”。他离不开亮光，哪怕萤火虫的一闪。说到底，他惧怕黑夜，他不会享受黑夜，更谈不上搏击黑夜。他有时碰一碰黑夜的尾巴尖，其实说的只是心跳，像小孩临睡前摸一下烛火，然后在年轻母亲温柔的呵斥声中乘乘地溜进被窝。中国文人最操蛋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俄狄浦斯情结压弯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脊梁。

尼采在黑夜里奔上山顶，怒吼“我是太阳”！鲁迅在黑夜里呵呵一笑，抽出了冰冷的宝剑。艾青黑夜里挨门挨户通知，黎明到了。波特莱尔在黑夜里把自己锁进“令人爽心的黑暗”，精致地品味自我与世界的分离……与这些黑夜大师相比，顾城实在只是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他注定要冻死在第三根火柴的余烬中。不管那余烬有多么微妙。

顾城不属于黑夜，而20世纪距离黎明又何其遥远！“灯都睡了/都把自己献给了平庸的黑暗”（《等待黎明》），而他还在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门前》），他以为跑到日夜颠倒的西半球或四季错乱的南半球就会早一刻见到光明，其实他正像自己笔下的小巫女，“你走不出这片国土”（《小春天的谣曲》）。他中了老祖母的法术，“用一生相信”那些玻璃纽扣“和钻石一样美丽”（《给我逝去的老祖母》）。尾生是抱着桥柱死的，死得愚忠但却坚定。顾城是吊在绳子上死的，死得飘摇而且浮躁。说他是“童话诗人”我看并不确切。童话是骗读者的，而顾城却骗死了自己。他绝不是什么“殉诗”，而是“愤诗”，他是诗的受害者。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的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岛上的顾城》）他好像第一次发现世界不干净，“我到哪里去啊？宇宙是这样的无边”（《生命幻想曲》）。于是他只好退出这个宇宙。他无疑是个孩子，而且是小女孩儿，在这个宇宙里永远成不了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