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情感：每日面对的内心冲突（第4/5页）

比如说，1999年，北京人民医院又发生了一起和张金柱事件正好相反的事，眼科医生高伟峰第二天要做眼角膜移植手术，但头一天晚上，他却发现，原来冰箱里备好的眼角膜已经不能用了，而第二天的手术如果没有眼角膜，病人将有失明危险，怎么办？一瞬间，高伟峰平静地作出了选择，到太平间，在一位死者身上私自取下了眼角膜。第二天的手术非常成功，两位患者重见光明。但是死者家属却在八宝山发现死者的眼角膜不见了，一纸诉状将高伟峰告到了法庭。

事情似乎很简单：高伟峰为病人着想，自己在其中也没有利益所得，目的是善良的，因此如果高伟峰被定了罪，那岂不是对善良的一种打击，以后谁还会做好事？

我采访了高伟峰，当我问到：如果今后你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还会这样做吗？高伟峰回答：是的，我还会。听得出来，高伟峰也和很多人一样，因自己的善良目的而面对法律时颇有些悲壮的自豪感。

为他声援的人很多，而死者家属那一边的声音却显得弱了些。

最后的结果是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善良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不知道，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死者家属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然而我的心情却多少有些失望。

从情感上讲，高伟峰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但理智下来，我却认为，高伟峰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必要惩处，因为目的只要善良就不顾及手段是否恶劣是我们过去几十年中的思维定式，多少悲苦的后果不都是因为最初的善良愿望吗？因此当面对结果的那一座座废墟，我们都习惯于由于最初动机的善良而原谅了肇事者。

高伟峰松了一口气，我和很多人却无法轻松。后来我遇到《新闻调查》做这个节目的编导张洁，谈起了这个案子，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但他告诉我，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并不是由于民意的压力或高伟峰本人善良的动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

听到这个解释，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有相关法律毕竟比在压力下不公正执法更能让我接受一点，可明天呢？是不是真的会像高伟峰接受我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即使再遇到这样的事，还会采取相似的办法？

那就太可怕了。

无论是死去的张金柱还是行医的高伟峰，新闻人就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中体会着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还会持续多年。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方向，那就是这个社会正一步一步向理智与成熟迈进，因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情感，一旦被纵容，最后都会把我们毁灭。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中国怎样说“不”

1999年5月8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性后果。

这件事我知道得并不早，由于中午没有看午间新闻，下午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来到球场，我才听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最初我并不相信，“这太不可能了”，但同事真诚的诉说让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间，我们沉默下来，然后就是愤怒。

我相信知道这条消息以后，我们一帮人在绿茵场上说了无数的脏话，矛头当然是对着敌人去的，我们手无寸铁，而且面对的似乎是一群并不具体的敌人，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最初的愤怒除了用脏话来发泄一下还找不到其他的出口。

不一会儿，我的呼机就响了，台里通知我马上回台，准备当晚重播的《东方时空》，把新的内容加进去。

这个通知救了我，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里坐着，那是一种痛苦。

晚上7点钟，赶到台里。台里是一片战前景象。这一天是星期六，但各个办公室的人却比往常还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

评论部的人聚到审看间，讨论我们的节目计划。新的形势下，明天的《实话实说》要拿下，我们要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制作出一期35分钟的《东方时空》，全面反映这一事件。晚上9点多钟，节目方案出来了，报请领导批准之后，10点多钟，各路记者开始行动。这期间不断有记者在家中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干？”然后就自发回到台里，愤怒已经让人无法独处。

中国当然要说“不”，但怎样说“不”却不能不考虑，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愤怒才是有价值的。

晚上11点多钟，我开始在演播室里陆续采访专家，他们在情感的愤怒之中理智地分析着前因后果。

送走专家们，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又采访了前方的记者和在罗马尼亚的邵云环之子曹磊。我知道，这一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