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断想（代序）（第2/4页）

六

关于母亲的话题本该结束，可是由于“革命”或叫“运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所以连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权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母亲有关的话题。

1978年，我从东北的海拉尔去遥远的内蒙古西部的集宁市为我的父亲开追悼会。

到了集宁市，很多母亲过去的同事见到我，表情都有些怪异，一口一个小萝卜头叫着，让我多少有些惊慌。

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内人党”，因此，我刚生下两个月，便开始随父母住进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这边一哭，父母的牛棚难友们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里哭，小萝卜头的称呼便由大人们脱口而出。

知道我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情地送给我一句：小时候够苦的。

我似乎不以为然，年幼无知时，经历的苦难再大都不该称其为苦，因为自己浑然不觉，甚至在记忆中连一些痕迹都没有。那时真正苦的应该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样年代的每一个牛棚里的晚上，当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们落泪的时候，我母亲心中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而在中国，这样的母亲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们还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她们呢？

七

新世纪的到来，把这一切记忆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线上的人们，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把视线投向前方。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忘记过去的崭新开始，甚至可以说，不好好回头，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对于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新闻人来说，没有资格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刚才说的一些更久远的事，就当是童言无忌，因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动笔的记忆只能从1989年开始。

那一年，我从校园中走出，对于每一届毕业生来讲，这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和兴奋，但那一年，我们很多人没有。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震荡，短时间，没人看得清前方，于是，我们也只好在社会的大船上随之起起伏伏。

不管当时怎样年轻，可我的角色已经是新闻人；不管周围怎样乐观或绝望，这都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在这十年中，努力睁大眼睛，在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中，同这个国家一起朝前走。

八

记得很清楚，1989年春节刚过，我便急匆匆地从家中逃出来，跑回学校，和约好的大学同学共同花天酒地。那个时候，家是束缚，社会这个外面的世界才是我们演出的舞台，在家里多待一天，连呼吸都会觉得沉闷。

1999年春节，我在妻子的家江苏镇江过节，那一个春节，我过得清净，名山名寺走走，清茶一杯，闲谈少许，日子在舒坦中一转眼就过去了。终于到了要从家中离开，回北京去开始新工作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我却忽然像小学生不愿意上学一样，为这一长段家居生活的结束而闷闷不乐起来。其实，这个时候，我逃避的并不是北京也并不是工作，而是在这座城市和这种工作中必有的挣扎、竞争、苦闷和心灵的劳累。

从二十一岁想尽早离家，到三十一岁多少有些厌倦外面的世界，变化的时间只用了十年，这个时候，才真正听懂了十年前的那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九

一定有人问我，你的这本书为什么叫《痛并快乐着》？

首先要声明，这五个字的组合并不是我的独创，它来自齐秦一张专辑的名字。

1989年，我们是在崔健和齐秦的歌声中离开校园的，崔健意味着我们面对社会，齐秦告诉我们独对心灵。对于我们这一大批人来说，齐秦这两个字已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而变成了一种记忆的开关。在齐秦的歌曲中，他有很多精彩的创作，都深深地打动过我们，歌词或旋律总是容易和我们亲近。在他的一系列专辑之中，《痛并快乐着》并不特别出色，我听过这一张专辑之后，留下最深印象的已不是哪首歌哪一段旋律，而恰恰是这张专辑的名字：痛并快乐着。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过很多名字，但突然从某一天起，“痛并快乐着”这五个字就在我的脑海中固执地停留，挥之不去。同时非常奇怪的是，真是应了“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老话，自从我默认了这五个字为书名以后，手中的笔开始变得顺畅，我明白：这五个字正是我手下文字的首领，它们快乐地相遇了。

十

回首过去十年，仔细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你都会轻易地发现，痛苦与快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