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朋友好意的拿来三部影片借我看，是近两年来非常受瞩目的电影《悲情城市》、《菊豆》、《滚滚红尘》。朋友是学生时代一起学电影的好友，我们时常带着几个馒头到电影院去赶场，也都有过拍电影的少年志愿，后来因为时空因缘，使我们离开了电影。

“你常常说中国人拍不出什么好电影，你看看这来自三个不同地区的电影，会发现中国人还是可以拍电影的。”朋友说。

我抽空看了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大陆导演张艺谋的《菊豆》、香港导演严浩的《滚滚红尘》，因为是连着看，感触特别深刻。他们都同时具有鲜明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但描述的却是人共同的情感。这些不同类型的情感里都有着悲情之美，情到深处，令人流下同情之泪。

看完了，我同意朋友的观点：“是的，咱们中国人还是可以拍好电影的呀！”

好电影虽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把定义放在感动人心、流畅无碍，有风格、有结构之美，有深切的人文思想与人道关怀，这三部电影无疑的都有一定的水准。

三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导演，似乎都共同选择了抒情的音乐、开阔的大远景，以及缓慢推展的情节基调。这让我们有了更深的叹息。叹息的是，在中国的大背景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悲情的故事呢？这两年，中国电影里的代表作品，无一例外，都是悲剧。

这使我想起一个宿命的观点：中国人是不是悲剧的民族呢？关于这一点，有一次和柏杨先生聊天，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是受了诅咒的民族！”我的看法虽没有这么强烈，但在听中国音乐时，却又不能不深思。

中国的乐器可能也是世界上最能表现悲哀的乐器。我每次听到洞箫、笛子、二胡、琵琶所演奏的音乐都有掩不住的悲意，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如泣如诉。即使像古筝、扬琴在本质上或许没有那样悲伤，但也是叮叮当当，引人忧伤。

这种在乐器中表现的悲哀之情，时常引起我的迷思，或许是中国人太苦难了，不知道如何用欢喜的音乐来表达情感；或许是我们中国人觉得只有悲哀的曲式才有深刻的寓意。当然，中国音乐也偶有欢乐的序曲，像北管的急管繁弦，像节庆的锣鼓大阵，只是太嘈杂了，在过去的时候往往留下更凄凉的冷意。

由于音乐里的冷调子，有一位拉二胡的朋友告诉我，从前如果是在夜里拉琴——弹琵琶、吹洞箫也是一样，结束的时候总要拉一曲送鬼曲。原因是，国乐里忧伤的曲子，总会使数十里外的鬼魂寻着乐音来聆听，并追思悲哀的前生事迹。如果不演奏送鬼曲，他们就会在附近徘徊终夜。

朋友说：“那有点类似西方的‘安魂曲’吧！但我已经几年没有拉送鬼曲了。”

我说：“为什么？”

“送鬼曲太长，拉的时候还仿佛听见‘安可，安可’的声音。”朋友玩笑地说，“现在我练琴完了，就念佛教的往生咒，然后说：‘南无阿弥陀佛！现在你们各自回家吧！音乐只是音乐。’”

音乐只是音乐，电影只是电影，但是如果在艺术形式上，我们只擅于用悲剧来表示，那可能是深层意识里共同的本质。我们在《悲情城市》中看见哑巴青年惊惶的神色，在《滚滚红尘》里看到在雪地中踽踽颠踬的大远景，在《菊豆》结尾看到烈火中熔化的女主角，都是对着时代、对着中国人的苦难，一声最深沉的叹息与呼喊！

有一回，我赶赴乡下的庙会，正看到庙前两班戏班在“拼场”。一边是布袋戏里的金光戏，锣鼓喧天，鞭炮连响，而戏台前空无一人；另一边是歌仔戏的哭调，如怨如诉，缠绵悱恻，台前挤满了观众。

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悲剧吧！可悲的是，当悲剧不能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转化为喜剧，而是变成流俗不堪的牛肉场。红尘是苦，生命悲凉，是任谁也懂得的。只是在转化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提升境界，使我们有清明的心，就只有少数人能知。

一次在台湾大学演讲，一位医学院五年级的学生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这重大的问号，使我呆了半晌，然后我说：“人活着，首先是要认清红尘是苦、生命悲凉，然后在红尘里深化自我，使我们有深刻的心，再以这种深刻来提升转化，用一种净化的态度向前走去！”

深化、转化、净化或许是空泛的，不易体验理清，但使我想起鲁迅的名句：“相逢一笑泯恩仇。”

“相逢一笑”是很高的境界，因为生命只是偶然的擦肩而过，“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要珍惜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