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与大悲（第2/2页）

当时，随孙先生一起游普陀山的郑孟硕（又名家彦），也曾为文记述这段经过：

“普陀山者，南海胜地也，山水清幽，草木茂盛，游其间盖飘然有逸世独立之想。至若蜃楼海市，圣灵物异，传闻不一而足，目睹者又言之凿凿。国父是日乘舆先行，次则汉民，又次则家彦、卓文、佩箴、去病，以及舰长任光宇。去观音堂（即佛顶山之慧济寺）里许，抵一丛林，国父忽瞥见若干僧侣，合十欢迎状，空中定幡，随风招展，隐然簇拥，尊神在后，国父凝眸注视，则一切空幻，了无迹象；国父甚惊异之，比至观音堂，国父依次问随行者曰：‘君等倘亦见众僧集丛林中作道场乎？其上定幡飘扬，酷似是堂所高悬者。’国父口讲指授，目炯炯然，顾盼不少辍。同人咸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少顷，汉民等相戒勿宣扬，恐贻口实。嗣是遂亦毋敢轻议其事者。”

孙先生亲笔写的《游普陀志奇》墨宝后来存于普济寺客堂，不久前圆寂的煮云法师在普陀山普济寺任知客时，就曾保管过这幅墨宝，后来又刻石于普陀寺庙的壁间，作为永久的纪念。只不知道大陆岁月沧桑，孙先生的手迹还安在否？

普陀山是中国四大名山，相传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孙先生去游山，菩萨亲来迎接，可见他们在精神和悲愿上有共通的地方，这共通就是“博爱”与“大悲”。

后来，孙先生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之一种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可见得，从“救世之仁”的观点，孙先生是最肯定佛教的，救世之仁不是别的，正是博爱！

一个人要救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培养对众生的博爱，唯有真正博爱的人才能彻底的无我，唯有无我的人说到牺牲，才能真牺牲；说到救世，才能真救世。因为无我的博爱，就能舍掉名利乃至身家性命，为救世的誓愿和利他的本怀奋斗到底。我们今天回思孙先生革命时的理想与抱负，许多仁人志士不惜性命的情景，就更能深刻感受到博爱的力量。

《华严经》中说：“菩萨摩诃萨，入一切法平等性故，不于众生而起一念非亲友想。”“但以菩萨大愿甲胄而自庄严，救护众生，互无退转。”“菩萨如是爱苦毒时，转更精勤，不舍不避、不惊不怖、不退不怯，无有疲厌。何以故？如其所愿，决欲负荷一切众生令解脱故。”这就是大悲！也就是博爱！

在今天，自由、平等的理想都逐渐地在达成了，可是孙先生生前最常写的“博爱”呢？想起来是不是令我们十分惶恐？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但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宁可用菩萨的、中国的、更深刻的层次来看“博爱”。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