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春天,一直活到了

这个秋天的傍晚

我故乡的人啊,幸福的人像热爱自己的

孩子一样,热爱去年深秋的某一天

这一天,只有粮食

埋在身边

——《故乡的人》(节选)

江 非

1974年生于山东临沂。著有诗集《一只蚂蚁上路了》、《纪念册》、《独角戏》,诗合集《白银书》、《三个刀伏手》、《江非李小洛诗选》等。2002年5月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现居海南。

谈起江非,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刘亮程。是的,江非和刘亮程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天涯》力推出来而为更多人所知(对江非而言,《诗刊》在2002年以后的关注也极为关键);都生活在农村,江非的村庄叫“平墩湖”,刘亮程的村庄叫“黄沙梁”;他们的作品都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刘亮程几乎所有的散文都与黄沙梁有关,而江非的诗歌内容则有他的临沂老乡、诗人邰筐的文章为证:“江非的诗多是写平墩湖的,在江非的诗里,平墩湖就是江非高贵的情人和他诠释的世界。”(《在平墩湖》,见《诗刊》2002年第10期上半月刊)较为“功利”的共同点是,这两人的“迅速蹿红”可以称为新世纪文坛的一个小小的现象。而江非与刘亮程的区别又是如此明显:江非年轻,却显得平和、大气,他的思考可以称作冥想;刘亮程年长,但常陷入灵思,有时候甚至缥缈不定,云山雾罩,不可收拾。

“诗人的本质就是还乡。”(荷尔德林)“乡土”是文学创作永恒的题材,即使农村日益向城市化迈进,这种写作也未消亡。乡土题材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投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没去过乡村的读者感到神秘新奇,生活在乡村的读者感到亲切,失落了家园的人们更需要一份情感上的慰藉。为什么在乡土题材作品多如牛毛的情况下,江非和刘亮程仍然大受欢迎呢?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学虽不缺乏对乡土的关注与描述,但缺少优秀的、有新意的“新乡土”文学。这个“新”字,或表明了技巧上的突破,或体现为内涵上的开拓。江非和刘亮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写乡土,又不仅仅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乡土,透过乡村、土地、农庄,我们可以感悟到人类内心深处更隐秘更博大的情思。我们不妨循着这一线索去观照江非的诗歌。

“歌唱”,是乡村生活题材写作的重要方式,许多诗人在这一领域留下了传世之作。自然,乡村是农村孩子的生长之地,虽然清贫,然而朴素;虽然偏远,然而美丽。一个土地之子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家园歌唱。值得留心的是,江非的姿态与一般诗人有所不同——他不仅在歌唱,同时还竖起了倾听的耳朵,打开了思想的灵魂。于是我们看到了河流的移动、云彩的飞翔和时光的流逝,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欢乐、迷惘与无奈。试看他的两首写傍晚的短诗:

在傍晚,我爱上鸽子,炊烟,和白玉兰

我爱上鸽子的飞翔,炊烟的温暖

和心平气和的白玉兰

我爱上炊烟上升,鸽子临近家园

白玉兰还和往常一样

一身宁静站在我的门前

在夜色中,在平墩湖的月亮升起之前

它们分别是

一位老人对大地的三次眷恋

一个少年在空中的三次盘旋

和一个处女,对爱情的沉默寡言

——《傍晚的三种事物》

我在傍晚写下落日、麦子,和收割一空的麦田

我在傍晚写下乡村公路上的汽车、车辙

和他们偷偷运走的土豆和花朵

我写到落日,我说,是啊,它已忍受了那么多的坎坷

我写到麦田,我说,没错啊,它们还要

继续忍受那么多的坎坷

但我又写到了花朵,写到了土豆,以及

那些像花朵一样开败了的、那些像土豆一样被埋没的

我就一下子说不清了——我们的一生究竟要忍受的是什么

——《我在傍晚写下落日》

毫无疑问,江非的“嗓音”是出色的,他的歌声旷远而深沉;他滔滔不绝,仿佛有一肚子的心事。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如此,生怕你误解了他的热情,因而一激动起来话就很多,让你不知道从何处插入,而一旦你无意中打断了他,他就会马上变得沉默、含蓄起来,这表明了江非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所具有的自省。不懂节制的“滔滔不绝”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倾诉者,只有深谙“适可而止”的奥妙的人才能同时具备倾听者的品质,这是动与静、虚与实、喧嚣与沉思的衬映和交融,安放到诗歌写作上,则成为一种理想的境界。

江非的大多数作品很自由,不拘一格,有许多天才的即兴短篇,它们依靠的不是技巧而是诗句中烘托出来的氤氲氛围,以及那若隐若现的失落和伤感。他也创作了一大批形式感较强的作品,这些具有起句回旋反复、尾字押韵等特征的作品,我们可以将它称为“现代格律诗”。《山东》一诗,每隔一节的起句句式都相同,第一节的开头两句:“那些妇女/那些妇女们一件一件破旧的衣裳”;第三节的开头两句:“那些石头/那些一块一块被轰然炸掉的骨头”;紧接着的一节的开头则是:“那些孩子/那些命运与时光的随从。”《灰暗的事物》短短八行,就间隔出现了这样的三句:“我并不遗弃它们”,“我并不憎恶它们”,“我并不仇恨它们”。《河东》全诗三节,每一节的起句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