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

没有人看见

灵魂总有栖身之所

在茂盛的黑暗深处

像一株麦穗,逃亡者倚住

窄窄的梯子,悄无声息地生长着

——《花卉的时间》(节选)

王 寅

1962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王寅诗选》、随笔集《刺破梦境》等。诗作被收入《后朦胧诗全集》等大量选本。现居上海。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是诗坛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几天,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诗坛潜藏多年的两种写作流向发生了激烈冲突,诗坛由此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阵营,前者的代表诗人是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后者则以于坚、韩东、杨克、伊沙、徐江、杨黎、沈浩波等为首。评论家程光炜、唐晓渡、谢有顺、沈奇等也都尽力为各自“阵营”摇旗呐喊。此前出版的《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因被称为“导火索”而一举成为世纪之交最为著名的诗歌选本。

因论争双方都是“朦胧诗”后颇有影响的诗人,而且双方的诗学观念各有建树,因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个概念逐渐被文坛接受。但严格地说,即使排除两大“门派”之间的口水仗和谩骂成分,这种划分也相当武断,不甚科学。虽然诗歌观念在分化,但诗歌说到底只有好和坏之分,命名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记忆的外在之物,如同这次研讨会被俗称为“盘峰诗会”一样。后来“民间”也进一步分化,分为真民间和伪民间,由此也可证明两分法的片面性。由于大量媒体的介入,这种分类方式还对另外一些写作者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批诗人开始另立门户,展开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

盘峰诗会后,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参加诗会进行“身份认证”的诗人也在读到宣传文章后自动“归队”,争当“知识分子”或“民间”的候补队员。2000年,我去外地参加诗会,由于生性喜欢扎堆,我在房间和两个诗人聊了十多分钟后,便跑到另一个据说住着“民间立场”代表人的房间认识新朋友。待我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一个诗歌写得比较“知识分子”的诗人很不解地问我:“你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我一愣,反问道,难道来这里玩也要“分边”吗?那个朋友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自然知道他没有怪我的意思,但他潜移默化地认同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分法是毋庸置疑的。可笑的是,当地一家电视台为这次诗会做的节目也口口声声“知识分子”和“民间”。不知是不是为了达到提高收视率的目的,该节目甚至安排了一个莫须有的对立面,说这次诗会由于“知识分子”诗人的集体拒绝参加而形成了“民间”诗人唱独角戏的局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节目的解说词后,哭笑不得,然后是深深的悲哀。

我这样花了一大堆笔墨写一个诗会是有原因的。我想告诉人们:在“知识分子”和“民间”诗人之间,还有优秀的人物存在。

王寅就是一个。这个游离“文坛”的隐逸派大侠,是“用作品说话”的典型人物,他的《朗诵》、《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与诗人勃莱一夕谈》、《灵魂出窍》等诗歌和他一起,已经成为新时期诗坛不可或缺的存在。

1992年冬天,我从《诗歌报》上读到了王寅的随笔《复得的诗歌》,文中描述了一件小事:在扬州的一个书店,无意中从一本诗选中读到自己十年前写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仿佛第一次读到这首诗那样,其中的和谐与不足都令人感动。于是,诗人翻出自己所能找到的十年来写的诗,并为自己当时能够写出那样的诗歌而惊讶。

事实上,惊讶的何尝是王寅一个人呢?我想,凡是阅读过那篇文章的诗人也会惊讶不已,进而牢牢地记住了“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几个字。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王寅的创作的,此前虽然见过这个名字,但并不怎么在意,毕竟当时年纪轻道行浅,在阅读和写作上都只知道跟在别人的后面走,没有自己的方向。

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

布拉格湿漉漉的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

你的眼睛一眨不眨

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

党卫军雨衣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