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第13/18页）

九

在我曾经进行过专题研究的数十个诗人中，顾城和柏桦是最富有传奇性的。对于顾城，我已有专文论及，这里暂且避开，单说柏桦的传奇之处。柏桦至今仅写了不足100首短诗，却几乎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其地位不可动摇。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性格内敛的诗人，竟然多次主动离开许多文人趋之若骛的高等院校，甚至在诗歌道路如日中天时突然停笔当自由撰稿人，去替书商写了10年的畅销书。即使那10年中他只写了不足10首诗歌作品，平均每年不足一首，读者和文学史家对他也没有丝毫淡忘，他的作品和事迹进入包括北大洪子诚等著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在内的所有新时期文学史版本。

关于那一段长达10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柏桦很少谈及，甚至在他那本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的自传《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这10年的经历也只字不提。在对柏桦进行深度采访之前，相信中国读者所了解的，仅仅是何映宇发表在《瞭望东方周刊》中《柏桦：我已经厌倦了呐喊》的部分信息：“诗人马松、万夏下海后做了书商，约我写书。我写一本《EQ情商》工作量大概也就三五天。我做书都快，我怎么做呢？书商确定了主题以后，我就找相关主题的书，十本左右，我搭一个构架，写一个目录，确定章节，然后就把这些材料直接放进去。当然我们很专业，不会出现版权问题，而且都是写‘编著’。大概五六天就能做一本书。当然也不是每本书都轻松，也有比较花费力气的。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系列丛书我都是专门写的。我对毛泽东诗词也比较有研究。……从1993年一直到2003年。也分几个阶段，1993年、1994年是初创阶段，一年写一两本。1995年开始就比较好，多的时候收入在十万左右，少的也有六七万，不很稳定，但还是比上班的工资要多。”

上面这段文字，写得过于笼统了，它抹去了一个具体的诗人在从事一项崭新的职业时的种种细节。2009年10月26日，我专门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向已经身为大学教授多年的柏桦进行了解，从中获得了一些他从未向外透露过的“秘密”。

事情要从1988年说起。这一年8月，柏桦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调到南京农业大学教书，虽然南京有韩东等好友，但由于每周要上18节英语课，懒散惯了的柏桦感觉既累又厌烦，不久便萌生了想某一天换个职业的想法，至于换什么职业，柏桦仍然很茫然。在后来的两三年，柏桦一直在掂量着自己的工作与未来，内心的冲突非常激烈。1991年冬，柏桦结婚，由于妻子的家远在成都，柏桦决定到成都生活。但工作不是说换就能换的，要正式调动，必须经历种种难关。柏桦跑到成都，为工作调动的事情努力了一番，但毫无结果。已经铁下心离开南京的柏桦于是不再回校，而是在重庆、成都二地闲游。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作为一个男人，还要养家糊口。

为时势所逼，1992年底，柏桦迈出了自由撰稿人生涯的第一步，开始试着编书。第一本书编得很简单——从《世界知识画报》、《青年文摘》等刊物寻找一些比较可读的材料和文章，将其粗略地整理、分类，之后，托熟人帮卖书稿。卖出第一本书后，紧接着，柏桦用同样的方式编辑并卖出了第二本。这两本书稿共得了七千元，算是解了燃眉之急。至今柏桦都对当年帮助他卖书稿的两个朋友王忠勇和苏丁心存感激，王苏二人是川渝两地极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们替柏桦卖稿，没有收取一分钱的“辛苦费”。

随着自己的逐渐“入行”，柏桦发现，成都几乎遍地都是书商，加上前两本书的顺利脱手，柏桦决定潜下心来做自由撰稿人。然而，雄心勃勃的诗人很快被一次意外弄得异常沮丧。一个上午，柏桦做好了一部书稿，主动跑到一个书商家里洽谈出版事宜，那书商看了几眼书稿，当场就付款买下，这一切顺利的令人吃惊。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书商派人来找柏桦退书稿。原来，书商在拿到稿子后，兴冲冲地找到熟悉的出版社编辑，被编辑告知，书稿是抄袭的，出版社不可能给书号。柏桦一下子就被弄懵了，但没有进行声辩，马上将钱退给了来人。

来人离开后，柏桦陷入了空前的难过之中。首先，他的心血之作——尽管只是对稿子进行分门别类的编辑工作而不是原创——被人质疑，其次，还因为书商在利益面前的无情。好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到诗人头上，一切又雨过天晴。第二天，柏桦拿着书稿，找到了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当时在成都出版社任总编辑助理的杨晓明。杨晓明看了书稿，说，这书稿没有问题，这是一本文摘式的书，在内容上进行技术处理一下，再写一个后记予以说明就行了。就这样，这本刚刚被退回来的书稿再一次被另一个出版商当场买走。那后来的好几天，柏桦都还在这种悲喜交加的情境中回不过神来。